謝連忠律師議事論法網

買樓要三思

香港的房地產買賣遠遠不如股市交易般透明，市民要獲知物業價格的資料和市況，只可靠散亂不堪和不一致的數據，其資料來源大多數是一些大地產代理行的所謂分析，政府的數字則表現欲言又止，早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公布一些物業供應預測數字，更惹來不少批評聲音。

不論地產代理和地產商的數字和分析，往往是不足信，原因是兩者有共同利益，因此，兩者都會不約而同地「唱好」樓市的前景。日前一大代理行所屬的測量師行，聲言香港零六年私樓供求失衡，又揚言今年下半年樓價可升百分之八，明年更升一成至成半。

這些推斷是基於市場每年都有一定數目的吸納量，並假設香港的經濟持續向好。但很多人早已確認，要樓價年年上升一成，已成歷史陳，原因是港人收入在未來一年沒有上升壓力，雖然不致於下跌，也會停滯不前，其次是香港約有一半家庭居住在公營房屋，因此每兩個家庭便有一個對私樓沒有需求，而收入和加息周期，更令市民對置業卻步，這仍未計算香港出生率下降，只可以靠內地單程證人士來填補人口負增長，這些新移民收入偏低，對私樓沒有興趣。

至於有錢人家以樓作為投資項目，但法例對租霸束手無策，警方往往以「民事糾紛」不作處理，租客欠租拖租，法庭手續緩慢得可憐，取消租管，對好租客有影響，卻對惡租客於事無補。買樓實在要三思。

為選票何來有錯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日前指摘一些政黨只顧爭取選票，筆者是無黨無派人士，但陳太之言，實在言過其實，政黨爭取選票亦不應視為不該。政黨的存在目的，便是要得到權力，而要得到權力，只能按照遊戲規則行事，民選議席的得與失，是以選票的多少來定奪，政黨贏不到議席，要為社會做事，變成空談。

議席代表權力以外，還代表金錢，這並非指候選人為了議員的薪津而參加競選，但有權卻無錢，等於沒有手腳，又何來為市民做事呢？不少民選議員，其薪津差不多全部花掉在議會工作上，工資、印刷宣傳、通訊和處理個案。因此，議席等於是政黨的命脈所在。

正因為議席是政黨的命脈所在，被視之為是富貴黨的自由黨，其黨員才甘願紆尊降貴地參加地區直選，如果自由黨不行出這一步，政黨的前途很快便會畫上句號。正如港進聯多年來是靠攀附權貴的方式來取得一席半席，至今其黨魁劉漢銓尚未找到落腳點出選是次立法會選舉，這類政團是沒有前途和出路的。

同樣地，一些以書生論政的方式來參與政事的政團，例如是剛以賣廣告方式推銷香港核心價值的新力量網絡和標榜專業的新論壇，若他們不走向參選的道路，最終也會銷聲匿。政治是權力的較量，如果政黨說議席對政黨不重要，就等於商人說生意賺錢與否不重要。政黨的行事為人，為爭選票，天經地義，何錯之有。

律政司司長應交代

在涉嫌配股造市的先科國際一案中，廉署持搜查令，大舉搜查報館。廉署聲稱調查是懷疑有人串謀妨礙司法公正，宣誓下作假證供，以及觸犯《證人保護條例》第十七條，事件即使如何發展下去，對廉署的聲譽已造成極大的打擊。

其中主要一點，是廉署為了搜集相關證據，不惜觸動新聞採訪的神經線。眾所周知，大凡大案，例必引來報章傳媒的採訪和報道，記者想盡辦法，向涉案的所有人士，不論是案中疑人、證人、執法部門和律政司，通通都會成為追訪的對象，這是記者的天職。

但這次事件卻顯示，香港號稱的新聞採訪自由，可以輕易以刑事調查作口實而被破壞。由於記者和報館在追尋事件真相時，必定獲知或獲得一些與案件相關的證據，如果我們容許執法者因此便可以向法庭取得搜令，拿走記者筆記、傳真文件或電話錄音等內容，豈不是記者今後會變成執法者的調查員，協助廉署或警方收集犯罪證據？

因此，若不是記者或報館涉嫌犯法，執法者不應貿然以調查罪案為名，而搜查報館或向記者進行調查，記者只不過是記者，不可能充當執法者的鷹犬或工具，若然執法者可隨意妄為，日後豈非在每宗涉及犯罪的案件中都申請搜令，然後可以堂而皇之，向報館和記者埋手。在今次事件中，廉署受律政司司長指使採取行動，律政司司長實有責任對種種質疑作出辯解，給公眾一個交代。

報館無辜被捲入

報館或記者管有犯罪證據或能夠協助執法者追蹤犯罪者，由於報館或記者在此情況下，沒有得到法律的「額外」保護，其位置與普通市民沒有分別。在廉署搜查報館事件中，存在同樣道理，但新聞工作者在採訪過程中收集到犯罪資料，不將之交給執法者或在調查過程，只不過是行使一般的公民權利，其用意在於保護消息來源。

但記者保護新聞消息來源，只不過是專業操守，法律沒有提供任何支援，換句話說，罪案調查的權力是凌駕這方面的自由的。無怪乎政府的發言人表示，廉政公署一向按照法例賦予的權力對案件進行調查，依法執行職務的權力應不受干預。因此，事情一涉及刑事犯罪，便沒有新聞自由可言了。

面對執法機構調查罪案的權力，新聞工作者是十分難以招架的，即使事件發生以後，報章廣泛批評，亦難以有甚麼成功突破可言。新聞機構進行採訪報道，本屬正常不過的事情，固然不欲日常工作竟有可能招惹官非，或對報章的事業造成損害；但要除去執法者這方面的權力，就等於放棄一個保人民生命財富的堡壘，變成了天方夜譚。

今次案件極具敏感性，涉及證人的供詞前後有所出入，又涉及法庭的一度判決，連案中的大律師和律師都被拘捕，而他倆更曾多次表達對廉署辦事方式的不滿，事情可說是千絲萬縷，報館只不過是無辜地被捲入這個漩渦之中。

捍新聞自由

就廉政公署搜查本地報館一事，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拒絕評論，只強調政府定必捍新聞自由。近期，不少人都質疑香港一些重要價值支柱逐漸失去，例如是司法獨立、言論自由、遊行集會自由和新聞自由，但每逢遇到指摘，特區政府官員例必以甚麼「定必捍」、「高度重視」和「不會損害」一類的辭句，來表達其「正義」立場，是次廉署搜查報館一事並無兩樣。

何志平聲言新聞自由受《基本法》保障，沒有觸及今次事件的核心，香港法律實際上沒有給予新聞界任何特殊的「免死金牌」。換言之，記者或報館在採訪和報道過程中，如果涉及刑事犯罪或管有一些刑事犯罪證據，執法者仍可視報館和記者為普通機構和市民，採取執法行動。

刑事犯罪證據只有律師們在提供法律意見過程中管有，才不受搜查。因此，除非新聞界可以擁有相類同的特權，廉署搜查報館的事件日後必定會繼續出現。

英國曾有記者為了捍新聞採訪的自由，即使被法庭命令供出犯罪者證據的來源，也不願就範，寧願最後被控告藐視法庭而被定罪。

因此，執法者如何對待新聞機構，只可以靠執法者（亦即是政府）的自律。政府和廉署實有必要就事件作出解釋，否則便對香港新聞自由有損害，而說捍，只不過是空言。

直選將成大氣候

早於人大常委會釋法時，民建聯放棄零七零八雙普選的立場，而中央政府即使面對七一大遊行的聲明，仍堅持零七零八不可能實施普選。實際上，泛民主派即使仍堅持零七零八雙普選的立場，卻缺乏爭取上的策略，最後加上零七零八是否普選，只不過是一個時間性的問題，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親中保皇政團等等，仍不否定香港的特首和立法會最終走向全面直選。

形勢比人強，今時今日，泛民主派已經不能代表所有民意，自由黨在去年七一遊行以後因勢利導，已經成為一股新的民意力量，估計此黨坐一望二。至於民建聯和工聯會，就只能繼續依賴原有的「鐵票」，一味靠「執二攤」的方式在地區直選上保持每區大致上一席的席位。

民主黨過去幾年未能製造新的政治明星，相反，曾經歷過「少壯派」和「元老派」的不和及分裂，一年前，少數舊匯點成員在張炳良帶頭之下，亦成立了書生論政的新力量網絡，結果，因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四十五條關注組突然冒起，取去其中兩個地區直選議席，其光芒亦蓋過民主黨的前線分子。

民建聯改以二零一二年普選作選舉工程立場，而陳方安生亦有此取態，估計在選舉之後，泛民主派亦不會堅持零七零八普選。如果香港沒有新的大政治矛盾，香港將步向一個極度政治多元的社會，政黨不會走向結合，因此亦沒有一黨可以成功變成執政黨。

香港教育水平低

香港的明天是否會更好，該是一個未知的問題，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卻以既有看法替基金定名，卻是「樂觀」和「信心」的表現。奈何香港的明天，確實存在頗多的隱憂，連明天更好基金委託科大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進行香港宏觀經濟預測，結果亦相當壞。

該研究指出本港平均育水平，較其他本地生產總值相若的歐洲國家低，反映生產力可能會脫節，為長遠經濟增長帶來隱憂。

近年香港市民慘遇經濟不景，不少家庭也被迫削減兒女的育開支，在九七前，不少家長將子女的課外學習編排得密密的，甚至變成家長互相炫耀的話題，近年已不多見，這所構成的影響，要十多二十年後才知。

但香港出生率低所帶來的問題，已逐步浮現，甚至有學者指出，在四至五年後，香港會出現勞工短缺，明天更好基金已指出香港育水平低，加上勞工短缺，豈不是日後要老闆們出高人工爭聘一些低學歷的僱員，從事高質的工種，如此下去，能夠賺錢的企業也不會多。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若香港在勞工質量上只餘四至五年的時間，可說是返魂無術。輸入專才受到勞方利益代表的壓力。

董建華一直將提高香港育水平掛在口邊，這點知易行難，兼且在削資的形勢下，根本得個「講」字。明天更好基金的研究講出一些連自己也不想見到的分析，問題的嚴重程度可想而知。

陳太此一時彼一時

被喻為「香港良心」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日前再度「發炮」，每次發言，都屬語出驚人，早前曾說過人大常委會否決普選的手法令人聯想起文革，近日則「轉」批評香港政黨在市民心目中，只顧爭取選票、各存野心和偏見，令中央對他們存有疑慮。

中央對工商和保皇政黨不存疑慮，人所共知。因此，陳太的批評，顯然是指向民主派的人士。

《基本法》訂了立法會最終變成全面普選，行政長官亦由普選選出，以至中央政府和各個保皇政團，不得不接受普選的最終結局，因此，身為工商黨的自由黨也派員角逐普選議席，擔任工商界人士參政的歷史使命。在去年七一遊行之前，其黨魁田北俊不斷對工商界參與直選有保留，亦沒有勇氣面對普選所帶來的失敗。時勢造英雄，田北俊在七一遊行後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席位，卒之將自由黨提升成為一個「與民同行」的政黨，從選舉調查可以預計，田北俊可以說肯定會當選。

至於民建聯，至今仍不能夠擺脫其「左派」的形象，政治前途可謂荊棘滿途。但陳方安生之言，很明顯對此黨的形勢有所幫助，有「拉票」、「助選」的作用。

香港的政治氣候和生態多變，靠工運起家的民主派核心分子劉千石也會轉改變其立場，倡議和解，對港人有號召力的陳太同出類似言論，也就不足為奇了，此一時、彼一時的人，今後一定會更多。

生育是天職

當上帝造了亞當夏娃之後，告訴他們要「生養眾多，遍滿全地」。生育是人類天職，用意在於延續人類，因為生命有期，人人必有一死。但一份雜誌的調查顯示，有七成三的香港女士認為現時並非理想的生育環境，認為要有穩定經濟條件，才可生育。

一些女士寧願將賺錢、事業和財富放於優先地位，生兒育女只是排行第四位。這看起來是一個「大不了」的現象，但女士的看法，顯然屬於錯誤，七成三女士不願意現在生育，視生育與其他事情，可以有優先輕重的排行，但生育既屬人類天職，那便等如不可以與財富事業相提並論，簡單而言，人可以沒有財富，但不可以不生育。

實情上，香港人口老化現象加劇，出生率甚至低於歐美等國家。市民亦誤以為在生育一事上，個人有自由的選擇，包括生育與否、何時生育和生多少個孩子。但這顯然是誤解，不少曾經生育過或計畫生育的人，都或多或少碰過困難，包括未能成孕、被視為高齡產婦、懷孕過程中經歷的心理和生理壓力及不安。老人家因此總會苦口婆心地勸戒後輩要生孩子和盡早生，這顯然有其道理。

調查得知，香港的女士似乎高估了自己在生育一事上的自由度和選擇性，輕看孩子對自己生命中的重要性，亦低估了個人在婚姻生活上將遇上的困難。香港人口統計早已預言，香港的女士在擇偶上將愈來愈困難，這固然會因此對結婚和生兒育女上造成阻滯。

洛克菲勒信條：人因工作而高貴

巧婦難為無米炊，過去幾年香港失業問題嚴重，政府大興土木試圖增加就業之餘，還撥出大筆公帑，大搞各式各樣的再就業培訓和進修計畫，又貼錢給市民作持續進修，市民從再培訓和進修中有多大收穫，甚難量化，但卻令不少這類的商營機構賺得盆滿滿。究竟政府是成功抑或失敗，歷史自有分曉。

但失業和財赤兩個問題，令人聯想起十九世紀時企業大亨洛克菲勒兒子小約翰的一個信條：「我信仰人因工作而高貴，而不管是用腦和體力；我相信世界對人類之生存並不負有義務，它卻給予人人謀生的機會。我相信節儉是理性生活不可或缺，我相信無論是在政府內，還是在商務或個人事務中，節約在健全的財政構架中是最基本的需要。」

特區政府不懂得節儉，連親密戰友和管治夥伴的商界中人，也有同番說話，我們毋須多說。

至於工作就業，特區政府財雄勢大，竟然花了六年時間也未算成功，一對年輕情侶，男的十六、女的二十，雙雙失業，關在斗室之中燒炭自殺。年輕人本應是充滿希望和鬥志的，但竟然會雙雙走在一起自殘生命，筆者相信不會是兩個人的愚蠢緣故，失業可能只不過是自殺的其中一個因素，但兩位年輕人「絕望」的感覺，這豈會與社會無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