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的愛國熱情高漲，形勢看來一發不可收拾。內地大型的入門網站，已經因為七名保釣勇士成功登島和被日本政府扣禁，而引發空前的討論和關注。
祖國一直注重對年輕人的愛國教育，愛國變成年輕新一代的必然道理。過往人民生活艱苦，各人為前途、為生活而奔馳，但保釣所引發的愛國熱忱，其勢必定會因為國家走向富強，而變得四處蔓延。
釣魚台對中央政府政治含義之大，在於它是中國的國土。由於領土的完整，是中央政府不能妥協的一個原則，中央政府示弱，則會令台獨和藏獨分子變本加厲，並得以窺探到中央政府的虛實。
從大局着眼，中央寧願不讓釣魚台變成一個要關注的事情，因為這是一個可暫時擱置在旁的事。但當人民走到島上被外國人擄走，則變成一個退無可退的局面。民間對保釣的熱忱，除了是伴隨着國家走向富強而來外，還因釣魚台可勾起國民想起抗日和國家當年慘遭欺凌的歷史，保釣魚台是個恰當到不得了的愛國理由。
對中央政府來說，保釣實際上亦是一個很好的政治資源，它可以用來反台獨和反藏獨，亦可以制衡美國或任何外國勢力在國家統一議題上說三道四。因此，從整體形勢判斷，保釣事件勢必一浪一浪地向前推，直至日本政府知難而退為止。
內地七名同胞突破日軍艦艇的攔截，成功登上釣魚台，並在島上插上五星紅旗，宣示釣魚台乃中國國土。日本人一直對釣魚台垂涎，每次有中國人意圖登島，都會出動艦隻來堵截，今次國人成功登陸，日本人則變本加厲，拘捕了登島的七名中國人，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竟然聲稱，釣魚台是日本領土，而日本外務省又即時傳召中國駐日大使提出所謂「抗議」。
反觀中國政府，則以其一貫的姿態，重申釣魚台是中國固有領土，中日應透過談判解決釣島爭議。其實，釣魚台是中國領土，沒有甚麼「談判」的餘地，說這樣的話，只不過是將事情懸空，等待日後才作討論。
固然，中國現在注重經濟實力的拓展，避免與任何國家有任何不必要的紛爭，但領土完整，並非不必要，實在有必要加以正視。更何況，衣食足，知榮辱。近年中國經濟起飛，外交空前成功，神舟五號載人飛船成功射上太空，國民除了享受到經濟進步所帶來的種種成果之外，還對身為中國人感到莫大的驕傲。這次內地七名同胞登陸釣魚台，顯示內地同胞已將眼光放得更遠。
內地人愛國情緒高漲，從網上他們關注台灣總統選舉可以得知，國人堅決反對台獨，不滿陳水扁的所作所為。固然，這些傾向很受中央政府的意識形態影響，但上釣島宣示主權，則肯定是民間自發，與政府無關。
中央政府不想見到香港在零七及零八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是害怕民主派藉普選取得立法會多數議席和特首之位。雖然，很多人說即使全民普選特首，市民也不會選李柱銘。但政治沒有必然，在八十年代初，台灣的選舉政治封閉，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亦料不到他們的陳水扁後來會成為台灣總統。
普選對民主派有利，亦不能排除民主派可以勝出，中央政府對民主派不信任，因此只能反對香港在零七及零八年普選。對中央來說，只要能夠選出中央接受的人，甚麼機制都可以接受。因此，關鍵是普選機制無法保證選出中央接受的人。
從以上邏輯或基礎出發，中央並非原則上反對普選，因為普選實際上不可以視之為一個原則性的問題。這便解釋得到，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振民認為，香港若在零七及零八年普選，應先制訂機制，確保當選者大部分是愛國愛港者。
在一國兩制的管治模式，由愛國愛港者來主導是一項原則，只要在這方面有保證，普選或「欽點」，中央並不在乎。但香港的政治，現實上不可能完全由中央話事，因為香港人隨時隨地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一如七一大遊行，驅使特區政府擱置二十三條立法。
民主派盼望的零七及零八年普選經已無望。在反對實施普選言論四出之前，是「愛國者治港」的爭論，一些市民誤以為，只要治港的人是「愛國者」，普選不成疑問，但如今如夢初醒，中央政府是不喜歡香港政制走向直選的。
普選即全民投票，全民投票即是一項「公投」機制，讓民眾直接地表達對某一項議題的意向，這項議題可以是行政長官的選舉，也可以是「宣布獨立」。中央政府面對台灣當前的政局，已感頭痛，實在不希望在台灣問題之外，再冒出一個香港問題。
開放政制的目的，旨在吸納民眾的參與，令他們可以經過合法而有效的機制，表達他們的意願。現代企業管治理論鼓勵老闆將辦事的責任交由下屬來負上，作用可令下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加添他的工作熱誠；其次是有錯便不能怪老闆。普選的精神和目的也是一樣。
市民過去幾年對問責官員和特首極度不滿，是很自然的，因為這些人並非由市民選出，而是由一小撮人來欽點出任，他們表現好，是理所當然，但若做錯事，市民則會大表不滿。假如特首是普選產生，市民只可以怨自己的眼光，唯一的補救便是在下一屆選舉中不投他的票。簡而言之，政制開放對當權者有緩和施政壓力的作用，不普選，恐怕民怨會增大。
《瞭望》雜誌的署名文章，題為「切實保證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重申鄧公對愛國者的定義，繼而指摘當今在治港者行列中，確有少數人未能言行一致地履行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和擁護「一國兩制」的誓言，文章有較詳細的篇幅提及立法會，但也有提及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
換言之，所謂治港者行列，不限於議會，而是涉及行政、司法和立法各個體系。文章斥責「反對中共不等於不愛國」是謬論。也指有人藉推進「民主」之名，挾洋自重，損害國家統一與領土主權完整。最後指摘一些極少數的人極力地阻撓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
中國官方喉舌的直言，確實有點兒將港人嚇呆了。港人一直不明白，香港的愛國陣營人士，是中央政府在港的代理人，誤以為反對這些代理人或不投票選他人，是自己的自由，亦不等於反對中央政府。但很明顯，《瞭望》的文章已將這模糊局面搞清了，今後港人如果處理手中的選票和應否上街遊行抗議，已變得費煞思量。
在未來的一年，中央政府將繼續就香港的政治表態，並以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作為港人的成績表。很明顯，中央已對異己分子表現得不耐煩，認為他們不會「歸順」，餘下便只可以用各樣手段加以迎頭痛擊。
左派政團及人士、中央官員、護法學者和特區官員，就愛國論七嘴八舌，親中政團人士和護法學者，都希望香港市民「識時務」，要投愛國者一票，否則對香港無好處，實行一味靠嚇，市民近日對愛國論的爭議亂局，只可以用「不知所謂」來形容。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公開呼籲停止這場「不知所謂」的愛國爭論，並指出由愛國愛港的人管理香港是「天公地道」。對香港人來說，只知道行政官員是由中央指派，市民無權過問，所以愛不愛國，何謂愛國，與市民無關，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中央話晒事。
選民一票在手，投票等於發揮個人選擇，可以選曾憲梓、也可以選長毛，兩票價值同等。如果曾常委與長毛在選戰對撼，我買長毛會贏，如此賽果，是否等於選民不識時務？還是撥亂反正呢？
選舉制度下，選民等於有絕對的選擇權，被選出的人是否愛國，是否符合愛國的定議，都沒關係，選民投長毛一票，可能是因為他夠晒「激」。選民選他，不過想他可以衝擊現有制度。中央官員給香港人的選舉權，也有框框，就是不可以選「不愛國」的人，誰是愛國，則由中央來定義區分，也就是鳥籠式的選舉，一如港人可選特首，但特首人選必須先行過濾，市民亦不可以直接投票，我們可以給它一個搞笑名稱：鳥籠民主。
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二十年前的「愛國論」一出，一呼百應，一統百家之言，連隔岸觀火的澳門特首何厚鏵也急不及待回應，愛國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每個澳門人都要自我學習、正確認識。
香港人的思想相當理性，會承認自己愛家人、愛香港，但將愛國訴諸於口，並不習慣。對港人而言，說愛國，便會聯想起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他們受到西方的自由文化薰陶，是很難認同一個一黨專政的政權，但他們不會反對它，只能說是無奈地接受，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因為反對也反對不來。但如果因此說香港人不愛國，則未免過分了。
香港人的愛國是感情的自然反應，希望和樂見國家強大繁榮，愛國就是這樣簡單。至於政治制度中是否一如鄧公所言，要「以愛國者為主體」，「尊重自己的民族」，這對港人來說，已經變得過於「人工化」和複雜。試問一個普通的阿嬸和阿伯，怎可能會有如斯的認知程度呢？
事情可以十分簡單，只要我們問任何一個人：「你希望祖國強大嗎？」答案只要是「希望」，他便應歸類為愛國。你問一個英國人，他也會答「希望」，只不過他心目中的「祖國」，是英國罷了。但如果你問一位英國人：「你希望中國強大嗎？」所得到的答案會完全不同，甚至說「不想」，不想中國強大，是出於這位英國人的愛國。而平民愛國，可以像上述般簡單，但對政客而言，實非如此也。
新華社前天在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七周年忌辰，發表重溫鄧小平在二十年前的談話要點，敲定愛國者的定義，對愛國者要求有三：「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鄧公當年的說話，正值中英對香港前途談判角力之前，當時在場的有香港政壇元老鍾士元。回想當年，我還在香港大學念書，當時中國要在九七恢復行使主權，心意已決，但當時以鍾士元為首的部分兩局議員，仍眷戀英國人的管治，以致被鄧公直斥為「孤臣孽子」。識時務者為俊傑，鍾士元其後向中國投誠，而另一元老鄧蓮如則未有所動，後來下嫁當時出任律政司的唐明治，更被英國皇室封為女爵。
當時的民主派公開支持香港回歸祖國，成為左派勢力以外的另一聲音，在順利回歸一事上也算立下汗馬功勞，但時移勢易，民主派本來是屬於「自己友」，但今天已經有變，「愛國」爭論不休，更拋出鄧公之言，明顯意有所指。民主派在今後的政治中，已被視為異己和不愛國，是否也被視為「孤臣孽子」則不得而知。
民建聯黨魁馬力稱愛國不分先後，也就是說，以往或今日不愛國並不要緊，重要者是要今天悔改，從今以後要愛國。至於香港市民應選「愛國者」任議員，否則對香港無好處，實行「靠嚇」。港人受軟不受硬，反正是不記名投票，來這套只有反效果。
昨天文章結尾提及，中央政府就香港政制發展「攤牌」是遲早事，實為早好過遲。這好比一對情侶拍拖，感情之事，拖拖拉拉，誤雙方青春，對大家都不好，說清楚了便可以任隨尊便。然而，情侶可以分手，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談分手。即使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和泛民主派新星梁家傑希望「愛國」爭論可以停止，但樹欲靜而風不息，很多人對此還是喋喋不休。
中央要員繼續就「愛國」定義窮追猛打，商務部副部長安民指出，「不是進善言，做善事」的人肯定不是愛國。安副部長對愛國的定義，較諸支持祖國、支持人民政府和支持特區政府更加空泛，所謂「善言」和「善事」，一百個人就有一百個定義。本欄過去兩年，寫了不少批評特區政府和官員的文章，間中亦會評論一下祖國官員的行為說話，是否屬於安副部長所講的「善言」或「善事」，實在不大清楚。
本來，「愛國」的爭論，是限於政圈中人士，範圍是很細小的，但進言和辦事的人不一定是政客，人人都有進言和辦事的時候，這豈不是說，每位香港同胞的說話和做事，也要合乎祖國對「愛國」的定義才行？
愛國的爭論，可以令人頭昏腦脹。行政會議成員周梁淑怡說，很多港人都愛國，但不是所有人都愛黨，因為港人不太認識黨，連她也不認識，因此，說愛黨「就好假」。原來，「不認識」便可以不表態。周太說很多港人都愛國，他們真的認識中國嗎？
「愛國」和「不愛國」的爭論，近日似無休止。九七回歸之前，參政的人毋須愛國，管她是英國或中國，所以只有愛國的人才可以治港參政，對港人來說是陌生的，這點與親中政團人士不同，像存在了幾十年的工聯會和九七前已有的民建聯，他們參政，即使在英治時期也要愛國，國當然是指中國，絕非英國。
親中政團人士對參政必須愛國視之為理所當然，也就是說，不愛國就不可以參政。從親中政團人士的角度看，愛國必須擁護國家一切決策，頂多是批評一下，意見必須中肯、溫和，但不能反對，更加不能反抗。因此，即使提倡必須平反六四的支聯會，聲稱自己也是愛國，在親中政團人士來看，他們只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
如果按照親中政團人士的尺度來決定一個人是否愛國，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港人都不算愛國。所謂愛國，不但是在同胞受苦之時捐一點錢、太空人楊利偉來港時夾道歡迎和祖國贏得奧運金牌之時感到興奮驕傲。這一切港人都能做到，不能做到的，是凡中央領導人所說的都接受無疑；凡特區政府決定的都舉手支持。反對或抗議當權者或當政者，不一定就是不愛國；相反，不反對或不抗議，可能正是不愛國的表現。因為人總愛聽支持自己的說話，而說反對的說話會有風險或代價，但講支持的說話沒有代價可言。人皆有錯，當政者的作為也就不一定是對，所以有反對政府決定的人存在，是正常到加零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