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連忠律師議事論法網

釋法不等於文革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在《時代》周刊撰文，稱中央否決普選的手法令人聯想起文革。嚴格地說港人沒有讀過文革的歷史，文革對港人只是一個符號，這個符號代表着毛澤東、群眾批鬥大會、精神和肉體的迫害、紅兵和四人幫。不知陳太對文革所知有多深，但文革是一個煽情的符號，政治上帶負面的含義，會直接挑起人們的神經線。指釋法一事令人聯想起文革，陳太之言雖屬輕描淡寫，但被指摘的人，必定反感。而客觀地來說，將中央政府的釋法處理手法以文革作比喻，並不完全恰當。陳太實無必要挑起中央政府和其支持者的神經線。

但近期連串事件，卻反映出一個人的言論，可以令人帶罪，就這點，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的日前發言，給我們說出了一些十分之好的例子，他指出的包括有：在遊行集會上提出「還政於民」、「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一些立法會議員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也有立法會議員發表支持台獨的言論；有資深大律師在報章撰文，稱八九年在東歐民主運動導致共產黨倒台，令他「既羨且妒」。

梁振英舉出上述例子，目的是敦促港人反思言行。

香港有言論自由，市民茶餘飯後議論「港獨」、「台獨」和「反共」話題，不會被批鬥，但有地位有分量的人，公開地講那些話，則肯定是將自己擺進槍林彈雨之中。言論不是沒有行人止步之處的。

批評人大釋法的動議

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計畫於五月十九日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議案，指人大常委會否決零七、零八年普選以及維持直選及功能組別議席比例不變，既不符合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亦完全漠視港人的民主訴求，對此立法會表示遺憾和不滿。

自回歸以來，人大常委會曾二次釋法，而具備釋法最高權威必屬人大常委會無疑，亦在終審法院之上。在居港權一事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便推翻了終審法院的決定，而這決定是一個最終的決定。特區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只可服從，不服從等於產生憲政危機，即特區不接受中央的管治，這是不可以發生的。

人大常委會既然在政改上有了決定，即使要遵從，亦不等於不可以議論，市民議論或認為釋法決定「不符合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不會引發憲制的問題，因為市民並不是政治架構的一部分，其言論只代表個人或非官方的組織，與中央政府無關，市民的言論若訴諸武力推翻政府或反抗中央政府管治，亦可以繩之於法。

但立法會作為一個一國兩制的架構之一，其行徑是帶有憲制含義的，因此批評人大常委會的行徑不符合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是有偏離憲制的成分，這等批評，可由市民或民間社團發出，包括民主派的各黨派，但在立法會內進行，則看來存有偏差。

能否冷靜理性？

人大常委議決香港零七、零八年無普選，而特首擔任普選關卡的馬前卒，為普選立下九大關卡，在實施普選的時間上沒有任何承諾或共識，是很難令普選支持者心平氣和的。因此，董特首希望反對者「顧全大局，以冷靜和理性態度面對」，就等於是對牛彈琴。

特區政府近年推行的諸多政策，如殺校、削減大學經費、居港權、二十三條立法、政府職位外判和公務員減薪等等，令市民不滿，抗議聲不絕。政府官員面對市民的抗議行動，例必以「保持冷靜和理性」作反應，說得多了，已變成公關伎倆。

就抗議的行為，反對者已趨向將抗議行動理性和合理化，視「火滾」和「激氣」為正常反應，立法會議員在港島街頭掛上街板，大隻字寫着「激氣，登記」四個字，「激氣」可以變得理性，亦可以透過合法的途徑來「發洩」。今年七一大遊行和九月立法會選舉在即，民主派的聲音和行為愈趨激烈和情緒化，肯定是大勢所趨。

現在民主派正為七一遊行和九月選戰綢繆，連與特區政府坐下傾談的時間也不多。可以說，形勢上特區政府處於被動狀態。在九月選舉有了結果之後，由於民主派勢將取得勝利，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更加變得蕩然無存，而中央政府亦將因七一遊行和九月選舉所引起的震盪，更感香港問題棘手。

政改是要令參與均衡

人大常委會否決香港零七、零八雙普選，屬意料中事，問題是否決直選，會帶來甚麼的結果。早在人大釋法之後，各界人士紛紛表態支持，一些商界巨頭對普選有所保留，甚至將普選等同於亂。

特區政府多年來對港事採「偏聽」的態度，在政制發展上，中央政府亦如是，特別是商界和老闆，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集中地聽他們的說話，原因是商人的經濟利益一直建基於其政治利益之上。

商界對香港現時的諸多問題，包括政制方面，採「敵我」的姿態，視普選為下層收入人士貪得無厭，並且視普選如洪水猛獸，破壞香港繁榮。但毫無懷疑的是，商界害怕普選造成自身利益受到忽視的情況，以致行政長官不重視其意見，破壞今日的既得利益和穩定。

總的而言，商界同意今天香港有不少問題，甚至不是反對普選，而是他們並不視普選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亦認為不應將香港變成一個實驗品。此等立場，等於是「維持現狀」，因為現狀對商界人士有利。

就政改立場，商界與平民壁壘分明，是很難成功協調，因為普選突然破壞現時他們視之為「均衡」的現況。制度如果沒有問題，市民是不會感到不滿的，又如果現況屬於「均衡」，就不會有普選的呼聲或要求，很明顯，商人的看法和說法，與現實政治距離甚遠。

請解釋數字差距

特區政府找一間私人公司，就四一一反人大釋法的遊行人數進行點算，試圖「矮化」遊行的參與人數，在新聞界要求下，才公開該間資訊策略公司的名字，政府的新聞稿指公布名字是在「取得有關專業研究機構的同意」下進行，政府付錢找人幫自己進行點算，公布名字也要得其同意，是很大笑話？

傳媒敦促政府公布調查公司的名字，等於不信任政府，疑政府黑箱作業。此外，傳媒也想向調查公司追問，調查涉及公眾事務所在，公眾有權知情，否則不應接受政府委託。調查公司稱分別在德輔道中生銀行大廈天橋和干諾道西天橋設立統計站，各派一名統計督導、三名統計員和兩名後備統計員點算人數，總共六人之多，此六位仁兄的資歷經驗何在？政府沒有交代。

調查公司現在承認是首次做遊行人數統計，即是說公司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沒有經驗不要緊，但調查員自己有無經驗？無經驗的話，又有甚麼專業資格？調查公司名為「資訊策略公司」，業務集中在市場研究，不知政府憑甚麼找此公司進行如此重要的調查。

此外，主辦單位民陣說人數二萬，警方說一萬，而調查公司說只有七千六百二十七人，但調查公司卻不回應三者為何有如此大的區別，是否出於調查或統計方法不一。差別的原因出於哪？

官員須正視反對聲音

特區政府的中央政策組委託專業研究機構就「四一一」反釋法遊行進行統計，指遊行人數僅七千六百人。主辦機構民陣早前指出則為二萬，而警方則指一萬。

特區政府官員不敢面對市民在釋法一事上的怒火，找個所謂專業研究機構在街上點點人數，得出一個連屬於「自己友」的警方都不同的數字，實在可笑。警方和中央政策組同屬政府機關，竟在數字上相差百分之三十，這個誤差毫不科學，兩個機關實有責任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公眾作全面解釋數字上「誤差」的原因。

對遊行組織者而言，抗議人大釋法是他們的原則，即使只有七人，他們都會組織起來。但對官員來說，人數反而重要，因為將二萬低估成七千，會造成對應措施上的失誤，等如說七千人上街是「無料到」可以不理。相反，官員們視二萬人為事實，則不會錯估政治形勢。

錯估或低估人民反對力量是極危險，特區官員至今尚未忘記去年低估七一的遊行人數，連組織者民陣也始料不及。結果引發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辭職、中央政府直接插手港務、民建聯在區會選舉中敗陣和黨魁曾鈺成辭去主席一職，這是大的風波，小的風波更不計其數。

特區政府夜行人吹口哨，但最新一次的民望評分，顯示他們的民望普遍下跌。看來，人大釋法勢將帶給特區政府另一次翻天覆地的管治信心危機。

釋法帶來更多麻煩

在本周日逾萬市民遊行往中聯辦反對人大釋法後，特區政府發表聲明，指釋法完全合法合憲，為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訂下清晰的法律程序，容許大家在穩固的基礎上，推展下一步的工作。

特區政府的聲明，純屬老生常談，示威群眾是不會接受的，聲明的目的，只不過重申其原封不動的立場。是否「合法合憲」，不是市民關心的問題，因為這些技術性的問題，只有法律專家才談論，更何況法律觀點，不一而足，永遠都會有爭論。

在釋法一事上，若人大常委會不釋法，而交由香港內部來討論，並取得共識，人大也不會被陷於不義之中。要治理好香港，不是沒有方法，而政制發展只不過是治港中的一個環節，要以人大釋法，有如泰山壓頂，市民是很難接受的。

如果「合法合憲」的事情，人民必定不會抗議，成功統治一個地方和駕御人民，就不會是一件難事。因此，人大釋的法雖成香港法律，但不能服眾，亦只能徒具虛名。抗議人大釋法，甚至挑戰或反對釋法內容，不是犯法行為，就連禁止市民亂拋垃圾的法律也不如，亂拋垃圾可被罰款，但示威抗議行為卻受到法律保障，釋法只不過是自找麻煩，給市民更多反對的口實。從上萬人上街示威來看，釋法確實已帶來更多麻煩。

釋法難息參政意欲

人大就香港政改釋法，報章標題普遍指出，政改啟動權在中央，不是特區政府，更加不會是立法會，兼且視釋法可將持續數月的政改爭論暫告一段落。

事情發展至今，市民對政改的焦點所在已無興趣，而是將人大釋法放在眼內。自特區成立以來，中央政府已經兩度以釋法方式打擊港人治港。居港權的釋法打擊了特區司法權的自主和獨立性，人大政改釋法則打擊了民間政治參與的訴求。

在居港權釋法一事上，對香港的打擊面較窄，因此只惹來大律師公會和受釋法影響的爭居港權者的指摘，但畢竟，爭居港權者最後也會成功來港定居，居港權的釋法所產生的矛盾亦會隨時間逐漸消退。

但人大政改釋法，受到打擊的是民間聲音，大學的調查顯示有六成人支持零七年普選特首，人大釋法，等於制止港人這個訴求，而這個訴求將一直形影不離，直至港人確實可以普選特首為止，兼且勢將繼續成為泛民主派在選戰中的攻擊武器，支持釋法的民建聯、自由黨和港進聯，在九月的立法會選戰中，恐怕會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敗，這便是人大的政改釋法的政治代價。

民間參政的意欲不可擋，但中央和特區政府反其道而行，將之極力縮窄，市民剩下來的，只不過是區議會和立法會議席的選舉自由，得到的反響自然會大。

釋法加劇對抗

人大就香港政改進行釋法，「好處」在於可以用「權力」的方式，來就政改一事下定論，但香港的政制改革，不純粹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如果法律上的定案可以起到十足的政治作用，在居港權上的人大釋法，就不會衍生出那麼多的悲劇。

居港權釋法與政制釋法的不同處，是後者涉及港人的政治權利，居港權因人大釋法只涉少數人士，但政制釋法則涉及全港市民。人大政制釋法，等於擴大和加深港人對當權者的仇恨，從政治角度而言，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是令問題惡化。

在居港權一事上，港人普遍採取冷淡態度，不滿情緒和受影響者畢竟是個小數，因此只會造成少數人的分裂，沒有傷害香港社會的整體和諧。但在過程中，港府為了取得民意上的支持，將爭居港權者等同新移民，又將新移民描畫成「好食懶飛」的一群，已造成市民對新移民的歧視和不滿，至今仍存。

管治者是為社會製造和諧，不是不滿、仇恨、怨恨；對抗和分裂，未能替社會製造和諧，反過來會製造仇恨。董建華多年施政無方，要管好香港，已變得返魂乏術，他在香港的政治發展上所造成的結構性禍害，將會因為人大就政制釋法一事上推向更高峰，造成「釋法」和「反釋法」者之間的仇恨。

商界對釋法冷淡

金融界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代表李國寶，說銀行界對人大就政改一事反應冷淡，情況並不稀奇。從視察和調查所見，反對和害怕人大釋法，是中產人士居多。

釋法涉及「誰是老闆」和法理依據的技術性問題，就「誰是老闆」而言，自古以來，商人要靠官府保護，令他們可以有一個有利營商的環境，經商的地方是否自由或民主，對他們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否賺到錢，中國內地的政制不開放、自由亦受相當的限制，但全世界的商人都對中國市場趨之若鶩，這不但是貿易而言，亦包括直接投資，例如是開設辦事處和設廠等等。簡而言之，有錢賺便是好地方。

但中產人士絕大部分都是打工仔，銀行或金融界的老闆不想得罪中央政府這個老闆，與中產打工仔無關，打工仔不會認為做生意是要拍馬屁和擦鞋，而是相信有才幹、有知識，便可以營商賺錢。

人大釋法也是一個法理依據和一個相當技術性的問題，一些人連基本法有多厚也不知道，讀過點書的人，即使沒有收藏基本法，也許曾經在書局翻閱過，亦會明白基本法的重要性。但市民上上下下，卻不喜歡糾纏於法理依據，只知人大釋法，等於是中央政府要在港事採取主動。「平息爭拗」看來是好，但有爭拗不等於便要人大釋法來「平息」，市民不喜歡，原因在於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