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連忠律師議事論法網

進一步的學歷互認

教統局局長李國章與國家教育部在北京簽署備忘錄，互認雙方頒授的學士及碩士學位資格，即日生效。備忘錄可惜並不包括對中學學歷的互認，只訂明兩地學士，可以到雙方的學府攻讀碩士學位課程和進行職業學習，碩士學位人士也可以直接攻讀博士學位課程。

學位互認的實質意義，是可提升兩地學術質素，招攬兩地頂尖人才鑽研兩地各自突出的強項，例如香港的大學近年的商管科目逐漸發展至世界級水平，內地的優秀商管學子或人才，大可經此前來香港繼續深造。與此同時，內地的科研發展一日千里，本地生可以衝出香港，在內地的學府進行科學研究，甚至最終成為國家級人才。

除此還有一個十分實際的問題，便是近年各學府的碩士和博士生收生漸見不足的憂慮，即使問題未發展至惡劣境地，但香港的出生率低，本地大學畢業生向來畢業後再進修的渠道亦多，終歸有一日，大學會出現收生不足的情況。為了避免出現今日小學殺校和中學縮班的同類情況，當局應積極研究互認兩地的其他學歷資格，近年內地不少家庭隨經濟起飛而變得富裕，若安排得宜，相信有不少父母願意讓子女負笈來港就讀香港的大學，甚至包括本地的一些中學名校。

殺校、超額教師和收生不足，是因當局資源錯配，亦是未能未雨綢繆所致，進一步學歷互認，可防大學重蹈覆轍。

「水貨」DVD豈是犯法

港人由內地購買正版流行歌唱碟或DVD返港，在羅湖被內地海關截查，十隻光碟罰款六萬。這些光碟並非翻版，而是「引進版」，即「水貨」。筆者一直認為，消費者有權使用「水貨」的版權作品，並可以自由地攜帶出口，條件是自用。版權擁有人將光碟作品批發輾轉至零售商手中，理論上可以透過合約條文，規範批發商、「拆家」或零售商不得將「引進版」光碟賣給外地人，零售商可以要求客戶出示本地身份證明來購買。固然，這帶有擾民成分，但問題是商人不應將責任推到消費者的身上。

消費者購物看的是產品和價錢，不應有責任辨別貨品使用的限制，法律豈應對市民的知識水平提出要求，將一些無知識的人以刑罰來對待，即使消費者不應將「引進版」光碟帶出口，這也只是一個民事的問題，不可能變成海關可以進行罰款的一條罪行。

出現水貨，是因同一貨品在不同地區的售價不同，這是商人因應地區內人民的購買力和競爭而訂出的價格，消費者買「水貨」，並非沒有「代價」，「代價」包括交通運送或攜帶，貨品損壞，消費者不應在付「代價」的同時，得不到「平貨」。

禁止「水貨」經由消費者出口，只不過是利用政府或公眾的資源來保護私人的商業利益，於理不合。更何況版權持有人並非沒有方法堵塞「水貨」出口，商人不應為求減省成本，而要執法機關保護私人利益。

切勿賭博

歐洲國家杯收爐，馬會公布業績，在賭波中大贏市民三十三億，贏錢甚至惠及馬會四千多名長工獲得花紅，在當今的經濟環境下，「賺大錢」兼工人有花紅，屬奇葩也，但自古以來，黃、賭和毒是最為賺錢的事業，馬會賺錢，毫不足奇，但這些都是「陰質錢」，與黃毒看齊，理所當然，馬會以慈善和惠及政府庫房為遮掩，只不過是偽君子的所為，但也可減其罪孽也。

生意淡薄、不如賭博，是近年不少人用來將賭博合情合理化的金句，但生意淡薄，也是特區政府施政失誤造成，將賭波合法化亦是政府，經濟好或不好，政府永遠不愁會變成輸家，利得稅和薪俸稅收少了，在博彩稅那填補，馬會賭博空前成功，不少年輕男女都一嘗賭博的滋味，賭波兼賭馬，總之不愁沒有賭局，問題是每個月賭足十天八天，每次輸三百元，便輸掉薪水的三分之一，若不用來賭，用作正常投資，十年後可以變百萬富翁，但賭錢的人沒有如此耐性，但以有限的時間和金錢，與無限的時間和金錢的莊家對賭，一踏進投注站，已輸掉百分之九十九。

馬會如要繼續賺大錢，應向國內同胞埋手，其一是個人遊來港玩樂，輸錢只為過癮，兼只屬有限，而濠江賭業蓬勃，更以內地為未來目標客戶，國內同胞先來港買名牌兼且賭波賭馬，繼而前往濠江與各新舊賭王搏殺，即使清袋，亦不會兩手空空回國。

事後孔明

在抗疫過程中，梁智鴻沒有錯，不等於醫管局沒有錯，而醫管局的錯，可能是問責局長或官員所造成，但生署和醫管局雙雙作為負起抗疫工作，有錯不可能不承擔責任。

在立法會專責調查小組公布調查報告當日，沙士的苦主說了一些屬「常識」的說話，淘大花園易綺芳剛大學畢業的兒子不幸受感染死亡。易女士說：「如果一早將威院8A病房大門趕快封鎖，那些源頭病人便不會去到淘大那。」這不是一個「事後孔明」的說法，既是傳染病，便要以對付傳染病的方式來對付。沙士是一種傳染病，它的傳播能力和殺傷力是屬已知，不封威院，只可以用草菅人命來形容。

原於威院當二級工人的胡女士，被調到8A病房工作，當天便感染沙士，她指摘醫院防感染裝備不足，「他們給我普通口罩，又叫我穿那些紫色的布袍，但那是醫生用過的，連有沒有受到污染也不知道。」還記得醫管局專業事務及人力資源總監高永文曾在早上電台節目中呼叫N95口罩不足，其後中央政府更贈送特區政府大批的防備用品。大敵當前，對前線工作人員作草率的防疫安排，防疫設施不足，實在令人難以明白，一個號稱達世界級的醫療系統，竟然有這樣的現象。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究竟香港的醫療架構，還存在甚麼問題？各位高官貴人，請今天就處理，為免日後又指摘批評者是「事後孔明」。

老董令所有人是輸家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卒告下台，董建華在其後指出：「所有參與抗疫的官員確是盡心盡力，全力以赴，縱使有不足之處，但並沒有證據顯示有官員在對抗這個不知名的新疫症過程中失職、未盡全力或涉及誠信的問題。」顯示董建華認為，楊並沒有錯，毋須辭職。

在沙士一役中，楊永強成為眾矢之的，這是政治上的現實，有理也會變得說不清，董建華的固執，以為「真理」在自己手中，就不怕天崩地裂，做法大錯特錯，蒙受最大的損失，終歸便是特區的威信，不論葉劉淑儀和梁錦松的請辭，全都是到了最後一刻作出，楊永強亦然，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董建華的政治見識，從未有進步過，完全不知道政治為何物。

阿松和葉劉過往黯然下台，今天香港的保安和財政，沒有出亂子，一雞死、一雞鳴，一個人算得上是甚麼？但在一年前，董建華為了讓楊永強替香港建立傳染病防禦機制，逆民意而強留楊，實際上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楊永強是最好不過。董建華不理民怨，過去一年讓楊永強成為被恥笑辱罵的人物，實非領袖所為，楊永強的誠信可靠，經此被人踐踏淨盡，對楊本人實在是毫不公平。

從葉劉、阿松和楊永強三人的去留過程中顯示，處理事情的辦法不止一種，但董建華例必選擇一個最差的方案，令自己、市民、高官本人和香港都成為輸家。

董建華無計可施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說得好：「七一遊行已成為香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遊行是一種建制外的意見表達形式，而這種形式的表現是較為煽情和激動的。七年的回歸，孕育了七一遊行這項「政治節目」，是特區政府在施政上徹底失敗，烈日當空、汗流浹背之下，市民仍然上街，聲勢浩大，不下於往年，證明統治者不得民心。七月一日本是回歸紀念日，卻成為港人一年一度的抗議活動，完全掩蓋了回歸的紀念。

在遊行結束後，董建華即晚作出回應，說他已清楚聽到遊行人士的訴求，特區政府將會作出回應。此番說話正是董先生去年七一後的差不多一番說話。

董先生面對七一遊行的巨大民意和不滿，根本無計可施。原因有二，其一是董先生是個庸才，七年光景，有破壞無建設，再給他七年是徒費光陰之餘，還會帶來更多的災難。其次是中央於去年七一後插手香港事務，董建華在重大事務上，早已失去主動，亦失去中央對他的信任，人以「跛腳鴨」政府來形容，一個沒有話事能力的行政長官，加上個人的無知，試問怎可能成功地化解當前的民怨。

董建華在回應中說，說他感謝市民用各種方法鼓勵政府，施政亦有改善。實情上，市民根本看特區政府不在眼內，何來「鼓勵」？他們是鄙視這個庸碌和無出息的政府，至於施政有改善，根本就是夜郎自大。

出生率低問題多

受沙士影響，去年香港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長率雙雙創下戰後新低。近年，每名香港女性一生人平均生育不足一名嬰兒，遠遠低於二點一名的自然替補率，與此同時，港人平均壽命則向上升，「生得少，死得遲」，亦即所謂人口老化。

政府官員指人口老化對政府的房屋、醫療和社會政策均有很大影響，可惜，卻認為人口老化速度將在二零一五年後才會加劇，以為還有時間作準備，十年本來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但配以特區政府的辦事能力和效率，我們難抱樂觀。

令香港引以為憂的，港人出生率將於未來十年都處於一個極低水平，原因是市民對財富增長悲觀，對生活或生命大感壓力。經濟條件差，令港人不婚、遲婚，少生育或甚至不生育，這亦解釋，為何大量本地男性，不論教育水平高低，選擇到內地娶妻，亦因此令香港男少女多的現象持續惡化，港女下嫁港男，今後會愈來愈艱難。

港人出生率低，亦直接降低人口質素，老人的精力、創意和拚勁，低於年輕人，這是定律。其次，政府也得承認，香港未來人口增長主要依賴外來人口遷入，特別是每天150個單程證配額移居香港的內地人。政府從未就這班對香港人口質素存在舉足輕重作用的「移民」，向外公布其技能，財富和教育程度，令人擔心，「移民」人口帶來更多弊處，好處則完全欠奉。

得天下易 得人心難

今天是七月一日，是香港的回歸紀念日，也是民間組織舉辦大遊行的日子。每年的七一，特區政府和她的支持者，都會紛紛舉辦一些慶回歸的活動，活動是吃喝玩樂性質，吸引不到傳媒的報道，但觀察所得，參加者是小孩子和老人家居多，恰恰相反的是，遊行的參加者卻是年輕人。

七年前的回歸日，特區政府官員在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帶領之下，在回歸儀式舉行的地點，公開宣誓效忠於特區政府和遵行基本法，今日伊人不在，司級官員面孔也隨主要官員問責制而換了不少。

去年七一遊行，是因特區政府的管治無方而爆發出來，但今年的七一，明顯地夾雜對中央政府的不滿。一直以來，港人對中央政府都抱有頗為正面的看法，只是人大就政改釋法改變了這個事實。中央權大，以其一貫表現作風，可說是為所欲為，港人只可以仰其鼻息，希望中央可以在諸事上手下留情。

但以往曾與中國共產黨交過手的人，對此卻不以為然，他們對中央政府採取一個不信任和抱極度懷疑的態度，認為中央官員不可信，這亦解釋了為甚麼台灣會愈走愈遠，以致台獨勢力一天比一天大。

中央政府要取信於港人，是個極為根本和嚴肅的問題，但民意卻有點兒與這背道而馳，所謂「得天下易，得人心難」，政治不單只看形式，更加要看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