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連忠律師議事論法網

事後孔明

在抗疫過程中，梁智鴻沒有錯，不等於醫管局沒有錯，而醫管局的錯，可能是問責局長或官員所造成，但生署和醫管局雙雙作為負起抗疫工作，有錯不可能不承擔責任。

在立法會專責調查小組公布調查報告當日，沙士的苦主說了一些屬「常識」的說話，淘大花園易綺芳剛大學畢業的兒子不幸受感染死亡。易女士說：「如果一早將威院8A病房大門趕快封鎖，那些源頭病人便不會去到淘大那。」這不是一個「事後孔明」的說法，既是傳染病，便要以對付傳染病的方式來對付。沙士是一種傳染病，它的傳播能力和殺傷力是屬已知，不封威院，只可以用草菅人命來形容。

原於威院當二級工人的胡女士，被調到8A病房工作，當天便感染沙士，她指摘醫院防感染裝備不足，「他們給我普通口罩，又叫我穿那些紫色的布袍，但那是醫生用過的，連有沒有受到污染也不知道。」還記得醫管局專業事務及人力資源總監高永文曾在早上電台節目中呼叫N95口罩不足，其後中央政府更贈送特區政府大批的防備用品。大敵當前，對前線工作人員作草率的防疫安排，防疫設施不足，實在令人難以明白，一個號稱達世界級的醫療系統，竟然有這樣的現象。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究竟香港的醫療架構，還存在甚麼問題？各位高官貴人，請今天就處理，為免日後又指摘批評者是「事後孔明」。

老董令所有人是輸家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卒告下台，董建華在其後指出：「所有參與抗疫的官員確是盡心盡力，全力以赴，縱使有不足之處，但並沒有證據顯示有官員在對抗這個不知名的新疫症過程中失職、未盡全力或涉及誠信的問題。」顯示董建華認為，楊並沒有錯，毋須辭職。

在沙士一役中，楊永強成為眾矢之的，這是政治上的現實，有理也會變得說不清，董建華的固執，以為「真理」在自己手中，就不怕天崩地裂，做法大錯特錯，蒙受最大的損失，終歸便是特區的威信，不論葉劉淑儀和梁錦松的請辭，全都是到了最後一刻作出，楊永強亦然，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董建華的政治見識，從未有進步過，完全不知道政治為何物。

阿松和葉劉過往黯然下台，今天香港的保安和財政，沒有出亂子，一雞死、一雞鳴，一個人算得上是甚麼？但在一年前，董建華為了讓楊永強替香港建立傳染病防禦機制，逆民意而強留楊，實際上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楊永強是最好不過。董建華不理民怨，過去一年讓楊永強成為被恥笑辱罵的人物，實非領袖所為，楊永強的誠信可靠，經此被人踐踏淨盡，對楊本人實在是毫不公平。

從葉劉、阿松和楊永強三人的去留過程中顯示，處理事情的辦法不止一種，但董建華例必選擇一個最差的方案，令自己、市民、高官本人和香港都成為輸家。

董建華無計可施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說得好：「七一遊行已成為香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遊行是一種建制外的意見表達形式，而這種形式的表現是較為煽情和激動的。七年的回歸，孕育了七一遊行這項「政治節目」，是特區政府在施政上徹底失敗，烈日當空、汗流浹背之下，市民仍然上街，聲勢浩大，不下於往年，證明統治者不得民心。七月一日本是回歸紀念日，卻成為港人一年一度的抗議活動，完全掩蓋了回歸的紀念。

在遊行結束後，董建華即晚作出回應，說他已清楚聽到遊行人士的訴求，特區政府將會作出回應。此番說話正是董先生去年七一後的差不多一番說話。

董先生面對七一遊行的巨大民意和不滿，根本無計可施。原因有二，其一是董先生是個庸才，七年光景，有破壞無建設，再給他七年是徒費光陰之餘，還會帶來更多的災難。其次是中央於去年七一後插手香港事務，董建華在重大事務上，早已失去主動，亦失去中央對他的信任，人以「跛腳鴨」政府來形容，一個沒有話事能力的行政長官，加上個人的無知，試問怎可能成功地化解當前的民怨。

董建華在回應中說，說他感謝市民用各種方法鼓勵政府，施政亦有改善。實情上，市民根本看特區政府不在眼內，何來「鼓勵」？他們是鄙視這個庸碌和無出息的政府，至於施政有改善，根本就是夜郎自大。

得天下易 得人心難

今天是七月一日，是香港的回歸紀念日，也是民間組織舉辦大遊行的日子。每年的七一，特區政府和她的支持者，都會紛紛舉辦一些慶回歸的活動，活動是吃喝玩樂性質，吸引不到傳媒的報道，但觀察所得，參加者是小孩子和老人家居多，恰恰相反的是，遊行的參加者卻是年輕人。

七年前的回歸日，特區政府官員在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帶領之下，在回歸儀式舉行的地點，公開宣誓效忠於特區政府和遵行基本法，今日伊人不在，司級官員面孔也隨主要官員問責制而換了不少。

去年七一遊行，是因特區政府的管治無方而爆發出來，但今年的七一，明顯地夾雜對中央政府的不滿。一直以來，港人對中央政府都抱有頗為正面的看法，只是人大就政改釋法改變了這個事實。中央權大，以其一貫表現作風，可說是為所欲為，港人只可以仰其鼻息，希望中央可以在諸事上手下留情。

但以往曾與中國共產黨交過手的人，對此卻不以為然，他們對中央政府採取一個不信任和抱極度懷疑的態度，認為中央官員不可信，這亦解釋了為甚麼台灣會愈走愈遠，以致台獨勢力一天比一天大。

中央政府要取信於港人，是個極為根本和嚴肅的問題，但民意卻有點兒與這背道而馳，所謂「得天下易，得人心難」，政治不單只看形式，更加要看實質。

盧維思變成犧牲品

巨星匯的一鑊粥，廉記仍就事件作調查，尚未控告任何人，另一邊廂的政府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已成為事件中的戰靶，與他一同在節目中共事的美國商會前主席詹康信卻置身事外，今日做官真難。

立法會內保皇黨和反對黨在炒盧聲音中空前團結，民建聯和民主黨雙雙要求盧維思降職，自由黨則「怪雞」一點，要求「調職」。原來「調職」也可以成為處分，大有不同工卻同酬的味道。

自政府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由於政府大拍心口，指在問責制之下，官員犯錯，會受到處分。但迄今為止，民間和政團曾要求過前保安司司長葉劉淑儀、生及福利局局長楊永強、財經事務局局長馬時亨和前財爺阿松下台，但通通無功而回，葉劉和阿松不堪壓力自行引退，楊永強和馬時亨則仍然穩坐釣魚船。

巨星匯中犯錯的人不只盧維思，連財爺唐英年也有份參與，道理上也應負責，但各黨派和輿論卻偏偏只是指向盧維思。過往官員犯錯，董建華都加以維護，但盧維思今次卻少了這方面的支持聲音，在立法會政黨的聲音充當馬前卒的情況下，盧維思肯定會受到處分，他將成為特區政府和巨星匯中的犧牲品。

所謂煩惱皆因強出頭，像巨星匯這些「增值」項目，既非高官強項，創意過高，容易馬失前蹄，戰死沙場，今後為官之道十分明顯，所謂「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不難管好香港

七一遊行臨近，主管香港事務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前天首度開腔論七一遊行，曾副主席說：「中央政府會以各種辦法來支持、幫助、合作，（香港）比現在更要和諧，更要團結，穩定社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我想這對我們香港是最主要的！」

由於香港經濟有明顯改善，特別是在樓價方面，不少中產人士因樓價上升而脫離了負資產一族，面上愁容已不像以往般明顯，經歷了九七年前後的大上大落，市民已調低了對生活的期望，特別是去年的沙士一役，令港人深明健康和生命的寶貴，財富反而是次要，反正富貴由天，會否「發達」非己可以強求，倒不如安分守己地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管好香港其實不難，港人的政治立場是很溫和的，草根階層要在衣食住行上受照顧，有屋住（公屋）、有書讀（九年免費教育）和有病睇醫生（醫療福利）和有飯開（綜援），便於願足矣，何況市民恥於領取綜援，因為仍視綜援為「救濟金」，因此，有工開便會感到欣慰。中產則更加簡單，他們但求自食其力，相信自己眼光和才幹，對生活負全責，不靠政府，交得稅多，等於自己有本事，搵得多，常以納稅人自居，對交稅感到自豪。

七一遊行之所以成為氣候，非因民主派有何感召能力，而是特區政府治港無方，處理二十三條立法手法笨拙。管治無能，才激發市民要求「還政於民」和普選。

無積蓄難致富

毫無疑問，政客的號召力是建基於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政客是以解決市民問題的姿態出現，因此，經濟差的時候，政客會以「改善民生」和「增加就業」作為招徠。但近月的經濟氣氛好轉了，「失業」、「負資產」和「貧窮」等民生口號，難以討好市民，反而分分鐘有反效果，被市民指不合時宜「食老本」或誇張失實。

經濟改善，民怨少了，結果政治議題比前更為突出。因此，近月的話題集中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與中央的關係和言論自由等等。民主派選情告急，是拜經濟較前改善所致，但想深一層，所謂改善，只是集中於就業率和負資產得到改善而言，香港有三百萬工作人口，一半房屋是私人樓，搞好就業和改善樓價，支持率自然增加。但失業率下跌的同時，市民仍面對一定程度的艱苦局面，這包括工資過低，以致低收入的家庭，有工開之餘，仍需綜援補貼生活開支。至於負資產，現時的樓價水平只及九七年高位的七成左右，資產淨值不高。

資產貶值，市民收入下降和低儲蓄水平，致富或改善當前的生活水平變成了奢望，亦會加劇貧富懸殊的現象，加上政府有財赤，自然會不斷地打市民主意，包括加稅和加徵一些收費，美其名用者自付，近日的醫療保險供款提議便是好的例子。如果甚麼也靠供款，則市民必定難有積蓄，要循投資途徑致富就非易事了。

能否冷靜理性？

人大常委議決香港零七、零八年無普選，而特首擔任普選關卡的馬前卒，為普選立下九大關卡，在實施普選的時間上沒有任何承諾或共識，是很難令普選支持者心平氣和的。因此，董特首希望反對者「顧全大局，以冷靜和理性態度面對」，就等於是對牛彈琴。

特區政府近年推行的諸多政策，如殺校、削減大學經費、居港權、二十三條立法、政府職位外判和公務員減薪等等，令市民不滿，抗議聲不絕。政府官員面對市民的抗議行動，例必以「保持冷靜和理性」作反應，說得多了，已變成公關伎倆。

就抗議的行為，反對者已趨向將抗議行動理性和合理化，視「火滾」和「激氣」為正常反應，立法會議員在港島街頭掛上街板，大隻字寫着「激氣，登記」四個字，「激氣」可以變得理性，亦可以透過合法的途徑來「發洩」。今年七一大遊行和九月立法會選舉在即，民主派的聲音和行為愈趨激烈和情緒化，肯定是大勢所趨。

現在民主派正為七一遊行和九月選戰綢繆，連與特區政府坐下傾談的時間也不多。可以說，形勢上特區政府處於被動狀態。在九月選舉有了結果之後，由於民主派勢將取得勝利，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更加變得蕩然無存，而中央政府亦將因七一遊行和九月選舉所引起的震盪，更感香港問題棘手。

商人利益等於香港利益？

中央政府認為，「沒有工商界就沒有香港的資本主義，必須保持工商界的均衡參與」。這是個十分錯的看法，工商界是商人，而商人的「職守」在於圖利，正所謂「唯利是圖」，這並非貶低他們，因為營商不能賺錢的人，無資格稱之為成功的商人。

對於金錢利益，商人是很直接的，便是他們不做蝕本生意。因此，他們的日常業務，着重快而直接的利潤，至於社會的制度、貧苦大眾的福利，甚至社會的治安，若自己不是直接的受害人，他們習慣不予理會。就以令特區政府深感頭痛的失業問題為例，商界自知無能為力，不可能為了替政府解決失業問題而多聘人手，兩年前商界發起的「一公司、一份工」的運動，也是無聲無息地不了了之。

更加不要認為商人賺了錢便會對社會產生良心，多作奉獻。即使有一些有錢人是樂善好施的，但事實上，大多的商人賺了錢，便會想賺到更加多的錢，他們因此可能要擴張業務、增聘人手，但一切都以省減成本、獲取最大利潤出發，會否因此而剝削僱員的收入和福利，破壞經營的秩序，犧牲公眾的利益，如環境生態，抑或會否令本地經濟受損，已非商人關心的因素。

商人所求也不外乎是賺錢，他們的利益怎會等於香港的利益呢？

政府弱勢無關三權分立

香港的泛民主派與大學的政治學者們，對香港的政制發展，與中央政府的發展概念南轅北轍。原基本法草委許崇德指香港特區政府回歸以來，未能做到強勢高效，趨勢是三權分立。

在今次的人大常委釋法和政改議決上，許崇德和中央的其他內地法律學者，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許崇德對特區政府走向三權分立，表現得極度不滿，甚至認為行政長官應該統領和主導着三權。行政長官主導行政權力是理所當然的是，但連立法和司法也主導，確實令人難以認同。

香港的三權分立，實際上不是完全的分立，行政的權力對立法會和司法權仍有着間接和結構上的影響力，例如是在立法會有提案權。況且在立法會以外，又有行政會議，其成員更包括了官守議員席位，其餘議席更由特首委任。

至於司法，行政權也參與法官的委任決定，加上行政權擁有龐大的官僚系統和財力，在各方面都能採取主動，相反立法和司法權處於極度被動的狀態。

特區政府未能變成強勢領導，罪不在制度，而是純粹因為董建華個人缺乏領導和組織的才能。一句講晒，他根本不是特首的材料，正是見到銀紙都唔識執，與三權分立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