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連忠律師議事論法網

如何治好香港

零七、零八年雙普選落空，早已是意料中事，但中央政府和本地權貴的處理事情手法，令不少港人驚心動魄。爭取普選的人，被人指摘為連累香港無普選的禍首，甚至日後香港變亂，也與爭普選的人有關。正是「沒有權利，卻有責任」，如此死貓，實在是嚥不下。無普選只不過特區政府有好籌唔識執，因為一個全無威信的政府，怎會得到市民對其政策的支持，當市民不信政府，施政便會舉步維艱，如果靠嚇、靠拉或靠鎖，便會變成野蠻管治，看來，特區政府黔驢技窮，不用陰招、毒招和惡招，真係好難管好香港。*

中央和本地權貴大合奏，一唱一和，從前說商人治港，只在背後，但今日商人治港走到台前。商賈被中央挺到盡，有他們才有香港，有香港才有黎民蒼生，正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狗芻，百姓苦矣。

幾年經濟蕭條，造就了大企業的壟斷或優勢，市民不得不天天進貢。是黎民百姓無本事，還是資本家刻薄，不懂賺錢，只可以靠剝削夥計來經營下去，如果黎民百姓連這樣也要感謝他們，實在令人難堪到極。

當百姓生活在惶恐、不安和貧窮之下，加上前途沒有盼望可言，確實很難要求他們乖乖地生活的，一些人或會因恐懼而噤若寒蟬，一些人或會一廂情願地生活下去，或自怨命運如此不濟，但也會有人群起而反抗。

商人治港的日子

全國人大常委否決零七、零八年雙普選，但有意向增加立法會現有的議席數目，惟仍維持分區直選與功能組別的議席比例。分區直選在比例代表制下，對親中陣營有利，因為民主派如何傾力，也無法囊括多數議席，加上親中陣營組織緊密，可進行配票，優勢勝過民主派。至於功能組別，更可替依附者度身訂造，贏得議席有如探囊取物。中央政府倘若成功行此一步，將置民主派於勢孤力弱之下，在議會中無法起到作用。

中央政府透過人大常委釋法一統商界翹楚，商界大展歡顏，紛紛表態支持之餘，還出言恐嚇，例如遊行「唔係好」、遊行等於「玩火」等等。

商界人士有以上言論，深明中央政府惹不得，他們多年來與中央政府打交道，自然「深明箇中道理」。但問題是商界與中央政府打交道，卑躬屈膝下，在政治和經濟上可得到利益，普通市民則不然。

過去幾年，特區政府為求得到商界支持，以公眾利益餵養商人，賤賣土地，富者仍然賺大錢，貧民則叫苦連天。人大常委為香港政制發展敲了喪鐘，繼而將政改的失敗原因歸咎於港人和民主派的「不識時務」，今後香港政治的官商勾結色彩料更加變本加厲，平民百姓，只能夠在權貴的祝福之下生活下去，前路不敢想像，民怨導致失控，只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

中央一統商界翹楚

中央政府否決零七零八年雙普選，是一個賭博，買「無普選」比「有普選」好，消極地講，是買「有普選」比「無普選」差。特區政府要管治香港，必須要有人支持，商人最懂得做買賣，亦靠買賣生存度日，也就是說，政治上的利益，商人是最佳的對手。因為在政改一事上，商人可以將之量化成為一種商品來出售給當權者，以求換得金錢、地位或相等於金錢的好處。

事實上，商人與中央政府進行政治上的交易，是十分容易的，因為多年來，中央政府與本地的商賈權貴，全部都有直線的溝通和對話，兩者關係，可以用魚與水來形容，相處甚歡。經過這次釋法和人大常委議決之後，中央政府已一統商界翹楚，令他們全數效忠於己。今後，特區政府賴商界存活下去，商界亦靠特區政府保障其利益。這種關係，以往只不過是若隱若現，但今後已變成明槍明刀。有道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商人若要延續自己的商業利益，必須對中央政府千依百順。

市民只可以在每四年一度的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中，以投票這個方式來洩憤，每年的七月一日搞一次大型的全港性示威遊行，平日則有大大小小不同規模和目的的示威抗議，對前路心灰意冷或存有恐懼的人，則不問世事，吃喝玩樂；有本事的人便移民他國，一於無眼睇，發展下去，是福是禍，只有歷史才能告訴大家。

政改是要令參與均衡

人大常委會否決香港零七、零八雙普選，屬意料中事，問題是否決直選，會帶來甚麼的結果。早在人大釋法之後，各界人士紛紛表態支持，一些商界巨頭對普選有所保留，甚至將普選等同於亂。

特區政府多年來對港事採「偏聽」的態度，在政制發展上，中央政府亦如是，特別是商界和老闆，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集中地聽他們的說話，原因是商人的經濟利益一直建基於其政治利益之上。

商界對香港現時的諸多問題，包括政制方面，採「敵我」的姿態，視普選為下層收入人士貪得無厭，並且視普選如洪水猛獸，破壞香港繁榮。但毫無懷疑的是，商界害怕普選造成自身利益受到忽視的情況，以致行政長官不重視其意見，破壞今日的既得利益和穩定。

總的而言，商界同意今天香港有不少問題，甚至不是反對普選，而是他們並不視普選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亦認為不應將香港變成一個實驗品。此等立場，等於是「維持現狀」，因為現狀對商界人士有利。

就政改立場，商界與平民壁壘分明，是很難成功協調，因為普選突然破壞現時他們視之為「均衡」的現況。制度如果沒有問題，市民是不會感到不滿的，又如果現況屬於「均衡」，就不會有普選的呼聲或要求，很明顯，商人的看法和說法，與現實政治距離甚遠。

法律行業沒有改變

法律行業害怕改變，律師和大律師兩個行業亦然，尤其是大律師，其制度多年來沒有根本的作過改變，即使資訊發達至今日的地步，大律師還不可以賣廣告，不可以公開自己的收費。相比之下，律師在大約十年前，便可以大賣廣告。

但律師可賣廣告，不等於律師至今已接受了這種改變，不少同業認為廣告造成惡性競爭，亦將法律服務的收費推低，有的同時認為廣告損害律師形象。但事實上，一些大型和跨國的國際律師行，也有賣廣告。因此，對律師賣廣告存在負面看法，實屬偏見。

這種偏見實存在於定額收費一事上，樓宇買賣的定額收費，只按交易金額而收取客戶律師費，但早已崩潰，至今仍有頗多律師認為，取消定額收費會令律師收入大降。但定額收費在其壽終之前，早已因為不少同業不予跟從而名存實亡，而定額收費是不會敵得過市場的規律，要維持定額收費，等於是螳臂當車。

律師行業走下坡，與改變無關，正如其他專業一樣，近年收入同樣走下坡，競爭日趨激烈，律師又怎可能獨善其身呢？但畢竟，偏見容易造成恐懼，恐懼變成保守因循，金融風暴過了差不多七年，風暴帶來了行業不少轉變，但這些轉變是被動的，行業的制度和應變能力沒有絲毫的適應和調整。

律師經營如困獸鬥

法律服務的收費之所以日漸低廉，原因之一是法律已不再「專」。資訊的流通和發達，令法律知識普及，報章、雜誌、電視、電台和互聯網，在法律知識方面源源不絕地提供，市民碰上法律疑難，自己早已知道答案，不用每每要找律師。

與此同時，十多年前讀法律，有如鑽研一門高深學問或技能，猶如專科。但近年除了兩所大學有正規的全日制法律學位課程外，各大學和大專院校也與英國一些大學合辦法律學位課程，讀完學位課程的人，不一定成功進入兩所大學的專業證書課程，因為名額較學位畢業生少。但這些持有法律學位的人士，擁有一定的法律知識，他們甚至可在企業內擔任決策職位，對企業內的一般法律事務，配以日常的工作經驗，具備相當的處理能力，如遇一般法律問題，就毋須找律師處理。

法律知識普及和法律人才增多，令人擔心律師供過於求，影響行業生存。這點憂慮，令律師會會長葉成慶在今期的會刊中提出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我們需要另一所法律學院嗎？所指的「另一所法律學院」便是設於中文大學。確實，法律服務收費低廉，但律師行運作成本高，令經營律師行變成一個低回報高風險行業。但法律是一門專業，不當律師亦不知從事甚麼行業，最終置律師們於「困獸鬥」的環境中，令該行業無法健康發展。

律師收入大不如前

近十年，律師這個行業無大起色，工資下降，律師行收入大不如前。不少徘徊於「生死之間」。不少律師希望捱過樓市低潮後，可以因着樓宇買賣變多而重獲生氣，過去半年買賣每月近萬宗，但奈何收費低廉，證明市道好也對業務幫助不大。

香港勞動人口三百多萬，而律師人數大約五千一百位，即每六百工作人口便有一個律師，一位律師的每年生意額估計必須要大約一百萬，才足以維持正常的生計，即每人每年要幫襯二千元的法律服務，現時律師的收費，不少是以低廉作招徠，只收一千幾百，即使每人每年幫襯一次，也不足以養活一位律師。

收費低廉的原因，是拜科技進步所賜，法律文件高度標準化，法律程序日漸簡化，在辦理一些平常的服務上，例如是遺囑、授權、按揭和樓宇買賣等等事務上，很難分辨不同律師提供服務上的差別。程序簡化容易，加上服務需求萎縮，令律師們的閒暇時間增多，以至律師甘願以極低價取得生意。

收費下降了，是很難調升的，因為低的收費足以證明有同樣的產品，客戶便不願意給予較高的價錢，寧願四處張羅，找尋一個收費更低的律師。

工序簡化、律師為維持生計而鬥平，以及客戶多了選擇，都成為律師收入每況愈下的因素。

擅自將電郵地址上載新聞組

私潮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出版的通訊，於1999年11月創刊，在創刊號中，敘述了一個投訴個案，個案內容和結果如下：

投訴人投訴其舊同事在未知會他及未得他的同意前，將他的姓名和手提電話號碼放置於互聯網的新聞組中，聲稱其可提供性服務。投訴人因而接獲連串滋擾性的電話。公署經調查後，證實投訴人的舊同事是在與投訴人共事的時候得知投訴人的手提電話號碼。雖然上述的訊息發放人使用了虛假的戶口名稱，試圖隱藏自己的身分，但公署從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方面取得充分證據，證實該等訊息是由該名舊同事的戶口發放。公署其後向這名被投訴者發出執行通知，指令他停止上述行為。

本案顯示一般而言，在未獲有關當事人的同意前，資料使用者不應把當事人的個人資料用於收集時所述明以外的目的。此外，互聯網新聞組是一個公開論壇，任何互聯網使用者均可閱讀當中訊息，因此互聯網瀏覽者在新聞組上放置任何個人資料前，必須考慮有關的私隱風險。

以上投訴個案，並非屬於濫發電郵的個案，但亦顯示出，在Usenet新聞組使用自己的電郵地址上載訊息，會令濫發電郵者有機可乘。事實上，一些不法份子不時會利用電腦軟件，在新聞組上搜羅電郵地址，再加以整理後將之設定為目標電郵地址作出售圖利之用。

保護資料以防盜用身份

電子化的服務下依靠見面和書面材料來鑑定一個人的真實身份，而是透過個人資料和私人密碼來進行身份鑑定。信用咭的使用便是很好的例子。

使用信用咭極之普遍於二零零一年終，香港有三百四十萬的就業人口，但信用咭竟有八百萬張之多。商號接納客人以信用咭在網上付款，伺服器必須取得信用咭的資料，包括咭主的姓名、16個位的編號、有效限期等等，目的是用來鑑定(authenticate)用咭人的身分，但若有人透過破壞和闖進網站伺服器的保安盜取這些資料，便會出現盜用他人身分的情況，同樣的事情亦可以發生在面對面的交易過程，採納以信用咭作消費付款的商號，如酒樓、百貨公司等等，經手處理信用咭的待應或售貨員取得信用咭的資料而不為咭主所知，易如反掌，在盜取了信用咭資料後，資料可以交給犯罪集團，在短時間來複製出一張完全一樣的信用咭，由於信用咭是一種身份核實工具(token)，使用「假咭」便等如盜用身份。

律師會理事脫離會員

五十多名律師聯署要求罷免律師會會長和另外四名理事，看來非比尋常。

律師會理事一職，又如一間公司的董事，是律師會的決策層，但理事會一直脫離會員，理事會的工作，一直我行我素。至於律師們，則自知對其決策毫無影響力可言，對其活動工作，採冷漠態度。

理事們的工作，受到會員的挑戰，毫不足奇，一個缺乏認受性的決策層，會員怎會畀面。理事會近年實未能促進行業的成長進步，就以CEPA為例，本地律師即使可受聘於內地律師行，亦可在考獲內地專業試後逐漸成為中國律師，但這等所謂優惠，只與大型的律師行有關，香港絕大多數的律師行，根本沒有資源用於開拓內地市場。理事會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作用只不過在於擁護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表面工夫做足，但與律師們的業務無關宏旨。

律師會的理事們，熱中於與內地各法政部門搞關係，差不多每期的會員通告，都有這類交流活動，並以聯繫（Networking）作為標榜。很多律師明白這些只不過是表面工夫，聯繫便不等於有生意可為，便會賺錢。今時今日，生意關係今非昔比，不是大家認識了，便會有生意做，不少律師試圖透過與內地律師建立聯營關係，從而開拓新的客源，結果也是徒勞。

律師提供尖端和特殊法律服務

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曾多次表示香港經濟正經歷轉型，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同時深信"危和機是並存"的。（2002年4月13日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目）。

需求增長

作為法律界的年輕一代， 我們認同特區官員的講法，由於香港的通訊基建十分發達，致令利用電訊網絡作為生意和交易上的平台， 情況逐漸發展成熟。 因此， 我們深信香港企業，就使用電訊系統和互聯網服務上的法律諮詢需要， 定必有明顯的增長。

事實上，即使科技投資在2001年經歷泡沫爆破， 並不等於在這方面的發展已變成跛足不淺。 近年， 我們向年青律師們，提供不少科技法律方面的訓練，內容包括電子交易，軟件授權、網上平台內容責任等等。 法律行業在經濟不景的時候， 必須經歷適者生存的定律， 我們認為拓展科技法律服務是其中一個極之值得的方向。

新型服務

在未來日子，香港將演變成為一個以服務和尖端知識掛帥的大都會， 法律服務必須向企業提供優秀何特殊的法律服務，服務的對像包括金融機構，電訊服務供應商（其中包括曾之服務供應商）和國際物流運輸行業。有見及此，我們早在2001年推出了專為科技企業設施的科技法律網（www.vs.com.hk),提供各類關於科技、互聯網、 電子交易、個人資料隱私、知識產權和電訊的免費法律內容， 超過六萬字。

(Reposted from : BBC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