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董建華向人大常委提交了政改報告後，與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見面的結果，只可以「失敗」來形容。從報章引述議員對見面的形容來看，董建華在政改一事上，是完全處於被動狀態，甚至連政改對香港的重要性也懵然不知。
董建華在政改一事上沒有主見，他將自己理解成中央的代表，而不是港人的代表，既然不是港人的代表，自然不能真實地反映港人的意見，亦不能確實的掌握香港政制上的實際需要。港人可以依賴的最為重要的渠道失去了，又怎可能在政改上存在盼望呢？
本來，在普選特首一事上，中央大可以在遴選候選人一環上多設關卡，以至即使普選，也只會選出符合己意的人出任特首。但中央害怕的，是港人的民主訴求失控，得寸進尺，以至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台灣便有這個危險。此外，中央和她的支持者，可說通通都認為民主會令香港變亂，變成福利社會，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在特首提交報告後指出，若堅持零七、零八年推行普選，社會一定會亂。
人人都怕亂，但香港若不實行普選，反而會亂。其一，泛民主派將繼續攻擊特區政府和她的支持者；其二，台灣和美國會繼續說三道四、指手畫腳，對香港的穩定繁榮沒有好處。
特首董建華以極速向人大常委會提交了本港的政改進程報告。當中最受輿論注目的，是報告替香港政改設置九大關卡，總共是四個「必須」、三個「不能」和兩個「須」。報告設下九大關，沒有說香港不能普選，因為普選乃《基本法》所訂，沒可能說香港不能普選，但報告毋須有此立論，因為拖延民主，便等如沒有民主，拖延已經足夠。設置九大關的目的，旨在拖延，即使無明言零七、零八年無普選，目的已達，毋須擺明車馬。
特首向人大常委會所提報告，手法笨拙，連「做樣」的交流諮詢也懶得做，可能董已明白，諮詢也會被指「假諮詢」，既是免不了給人鬧，倒不如不諮詢。此外，報告建議零七、零八年的特首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可作修改，而不說應怎樣修改。產生辦法可以修改，人大常委會早有定論，何須多言，市民想知道的，是零七、零八年的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會否修改和如何修改。
董特首所提報告，試圖將港人玩弄於股掌之間，視市民為「傻仔」一般，董建華不能取信於中央，更不能取信於民，人無信不立，更何況是一地之首？
在釋法和政改議題上，市民已確認特區政府不可信，釋法亦正在蠶食港人對中央的信任，中央官員又與港人思想和生活習慣各異，今後香港如何管治，難題實在頗多。
特區政府找一間私人公司，就四一一反人大釋法的遊行人數進行點算，試圖「矮化」遊行的參與人數，在新聞界要求下，才公開該間資訊策略公司的名字，政府的新聞稿指公布名字是在「取得有關專業研究機構的同意」下進行，政府付錢找人幫自己進行點算，公布名字也要得其同意，是很大笑話？
傳媒敦促政府公布調查公司的名字，等於不信任政府，疑政府黑箱作業。此外，傳媒也想向調查公司追問，調查涉及公眾事務所在，公眾有權知情，否則不應接受政府委託。調查公司稱分別在德輔道中生銀行大廈天橋和干諾道西天橋設立統計站，各派一名統計督導、三名統計員和兩名後備統計員點算人數，總共六人之多，此六位仁兄的資歷經驗何在？政府沒有交代。
調查公司現在承認是首次做遊行人數統計，即是說公司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沒有經驗不要緊，但調查員自己有無經驗？無經驗的話，又有甚麼專業資格？調查公司名為「資訊策略公司」，業務集中在市場研究，不知政府憑甚麼找此公司進行如此重要的調查。
此外，主辦單位民陣說人數二萬，警方說一萬，而調查公司說只有七千六百二十七人，但調查公司卻不回應三者為何有如此大的區別，是否出於調查或統計方法不一。差別的原因出於哪？
特區政府的中央政策組委託專業研究機構就「四一一」反釋法遊行進行統計，指遊行人數僅七千六百人。主辦機構民陣早前指出則為二萬，而警方則指一萬。
特區政府官員不敢面對市民在釋法一事上的怒火，找個所謂專業研究機構在街上點點人數，得出一個連屬於「自己友」的警方都不同的數字，實在可笑。警方和中央政策組同屬政府機關，竟在數字上相差百分之三十，這個誤差毫不科學，兩個機關實有責任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公眾作全面解釋數字上「誤差」的原因。
對遊行組織者而言，抗議人大釋法是他們的原則，即使只有七人，他們都會組織起來。但對官員來說，人數反而重要，因為將二萬低估成七千，會造成對應措施上的失誤，等如說七千人上街是「無料到」可以不理。相反，官員們視二萬人為事實，則不會錯估政治形勢。
錯估或低估人民反對力量是極危險，特區官員至今尚未忘記去年低估七一的遊行人數，連組織者民陣也始料不及。結果引發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辭職、中央政府直接插手港務、民建聯在區會選舉中敗陣和黨魁曾鈺成辭去主席一職，這是大的風波，小的風波更不計其數。
特區政府夜行人吹口哨，但最新一次的民望評分，顯示他們的民望普遍下跌。看來，人大釋法勢將帶給特區政府另一次翻天覆地的管治信心危機。
理工大學一名二十九歲助教，疑因大學面臨政府削資影響，擔心不獲續約而憂心忡忡，日前跳樓身亡。此外，元朗天水圍天三死一重傷倫常慘案中，一對無辜六歲孖女死於刀下，妻子據稱被傷重丈夫虐待，丈夫失業多時，家人靠綜援餬口，事件令人震驚。
筆者很早已痛陳經濟困難和失業所產生的禍害。而貧賤夫妻百事哀，家庭經濟拮据，自然不安寧。雖然，也有人生活貧困，卻生活得快樂，但這只屬特殊例子。
自殺個案可說天天都有，倫常慘案就久不久便發生一次，將生命糟蹋至此，很明顯，這是特區政府無能治港造成的禍害。近年香港經濟不景氣，早已令不少家庭墮進貧窮行列。像元朗一帶的新市鎮，人口多但商業活動不足，不少人每天要乘車來往其他各區的工作地點，每月交通費過千，二人工作則每月二千，但工資每人只得七八千元，不但辛苦，工資還被高昂的交通費吞食。結果，有市民寧願不外出工作，選擇以綜援度日。
這種現象，實不限於元朗，大嶼山的東涌將來很有可能也會這樣，與市區距離遠，交通費自然會高。而據聞東涌的社區設施也會減少興建，特區政府的規劃，不顧及全面的問題，市民有居住需要，便找個地方起樓，然後給他們居住，便等於將事情解決，這樣施政，市民豈可安居樂業？
在本周日逾萬市民遊行往中聯辦反對人大釋法後，特區政府發表聲明，指釋法完全合法合憲，為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訂下清晰的法律程序，容許大家在穩固的基礎上，推展下一步的工作。
特區政府的聲明，純屬老生常談，示威群眾是不會接受的，聲明的目的，只不過重申其原封不動的立場。是否「合法合憲」，不是市民關心的問題，因為這些技術性的問題，只有法律專家才談論，更何況法律觀點，不一而足，永遠都會有爭論。
在釋法一事上，若人大常委會不釋法，而交由香港內部來討論，並取得共識，人大也不會被陷於不義之中。要治理好香港，不是沒有方法，而政制發展只不過是治港中的一個環節，要以人大釋法，有如泰山壓頂，市民是很難接受的。
如果「合法合憲」的事情，人民必定不會抗議，成功統治一個地方和駕御人民，就不會是一件難事。因此，人大釋的法雖成香港法律，但不能服眾，亦只能徒具虛名。抗議人大釋法，甚至挑戰或反對釋法內容，不是犯法行為，就連禁止市民亂拋垃圾的法律也不如，亂拋垃圾可被罰款，但示威抗議行為卻受到法律保障，釋法只不過是自找麻煩，給市民更多反對的口實。從上萬人上街示威來看，釋法確實已帶來更多麻煩。
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說，學生是特區政府之下最大得益者，全港近一百萬學生，最無資格批評特首。作為香港教育政策的制訂人，存在這樣「封建」和「家長」的心態，香港教育要搞得好，難乎其難，亦無怪乎今日的莘莘學子，令人感到有被荒廢的感覺。
秘書長的看法很直接，學生受了恩惠，得到「着數」，便要乖乖地「收聲」。不錯，自九七回歸以來，特區政府聲望一天不如一天，以「利益」和「着數」換取支持者的支持，可惜順得哥情失嫂意，要令商人和擦鞋仔開心，自然苦了普羅大眾，但靠「着數」換得支持，還是無辦法中的辦法，否則眾叛親離，連一點的支持也沒有。
將秘書長說話說成「封建」和「家長」，原因是秘書長竟視教育開支為董建華的開支，特區政府是屬於董建華的，即所謂「沒有董建華，便沒有學生」，好像說成沒有董建華，學生便無書讀。秘書長貴為高官，理應知道學生有書讀，不是董的個人意志使然，沒有董建華，也會有另一個人當特首，學生怎會無書讀？更何況，教育經費是市民的血汗錢，市民交稅給政府，是要政府好好地治理好香港，包括要教好下一代。
秘書長向學生進行教誨，根本多餘，學生對特區政府的要求過分嗎？政府施政若妥當，市民豈會不滿？
筆者多年前批評見習律師和新入職律師的英語水平低，但兩所本地大學（即港大和城大）都不認同。知恥近乎勇，英語水平即使確實是低，只要找方法改善，日子久了，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但兩所大學不認同這個事實，結果耽誤了光陰。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兩所大學如今痛定思痛，力求提高法律畢業生的英語水平。香港大學法學院決定今年的法律專業文憑（PCLL）學生，必須在名為IELTS的國際英語水平試中，考獲七分或以上，才可入讀。
律師的英語水平一定要高，因為英語一直是法律事務中的主要語言工具。在上市和融資交易中，更只會以英語來進行，而中文的地位，即使發展多年，還只是局限於低級法院（即裁判署和審裁處），作為庭上溝通語言或書寫判詞，合同或商業交易使用中文尚未成為氣候。
律師的英語水平高，除了應用外，還涉及引用普通法案例的判詞內容和一些權威性的法律典籍，這些舉足輕重的法律內容，全部是以英文寫成，沒有中文譯本，英語不好試問如何可以成為一個好律師？
終審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多年前說過，法律是個精英行業。這樣說不等於律師要視自己為社會精英，高人一等，而是說一個人如果不是精英的材料，就不應濫竽充數，將自己扮成「精英」，以免誤人誤己。
雖然近月勞工處的招聘廣告不斷增多，但青少年的失業情況並無改善，仍維持在兩成半以上，兼且有惡化象。很明顯，即使香港經濟轉好，青少年的就業情況依然惡劣。
要尋找箇中原因，必須從市面的真實情況着眼。近月樓價上升。但寫字樓租金卻沒有明顯升幅，這表示老闆仍然十分謹慎，不大願意在業務上進行擴充，令寫字樓的租務需求仍處於低水平。至於舖租方面，升幅則相當明顯，究其原因，是因內地個人遊旅客來港消費，令一些消費品連鎖店受惠，而開放個人遊是既定政策，深圳甚至力爭市民用身分證來港旅遊，連鎖店經營者自然雄心萬丈，舖租遂也水漲船高。除了個人遊帶旺舖位需求外，多家地產代理亦摩拳擦掌，趁樓市轉旺爭取生意上的份額，四處張羅開設新分行，亦令舖租上升。
因市況轉好而受惠的行業，會盡量把握時機搵錢，招聘有經驗的人。由於市場競爭劇烈，兼且商機可能為時相當短暫，若花費心機、時間栽培年輕人，恐怕會錯失良機。在分秒必爭的形勢下，老闆寧願多付錢聘請有經驗的人，也不願冒險聘請無經驗的年輕人。
然而，當經濟和就業情況略有改善時，又將有新一批畢業生走上社會，到時本港經濟若非全面復甦，這批畢業生，將令勞動市場再次出現人浮於事的局面。
●遺產稅是港府收入之一，用作社會建設和福利，除了令社會更進步，亦令一些不幸的人得到濟助，說得刻薄一點，是劫富濟貧。取消遺產稅，等如減少對窮人的濟助。
●市民失業、減薪和財富蒸發，香港既已進入一個非常時期，低下階層正急需扶危，沒有時間等候營商環境轉好所帶來的經濟上好處，取消遺產稅是一個良好的政策，但卻不合時宜。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在預算案中明言，特區政府可能會透過減免遺產稅，來吸引更多投資者來港，支持香港成為世界級的資產管理中心。
業界一般都支持遺產稅減免的安排，認為可加強香港作為資產管理的吸引力，一方面可吸引更多投資者在港投資，另一方面亦可提升本港的競爭能力。
減少對窮人資助
然而，遺產稅是屬於有錢人的稅，向死了的有錢人打主意，以現時計，遺產要高達750萬元，才要繳交遺產稅，這是就淨資產值而言，一層負資產的樓，市值多少也好，也毋須繳納遺產稅，香港市民將財富藏於物業，近年物業資產大貶值，死時身家高於750萬，少之又少。
遺產稅是港府收入之一，年約15億，政府收後會用作社會建設和福利，除了令社會更進步，亦令一些不幸的人得到濟助，說得刻薄一點，是劫富濟貧。取消遺產稅，等如減少對窮人的濟助，令貧無所依。
經濟好轉才實行
財政司聲稱希望以「小政府，大市場」的方式，以政府政策改善營商環境，讓市民富起來，在經濟好的日子裏，這是一個上策，但過去六年的不景氣，已替香港拉闊了貧富的距離，所謂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這現象乃源於市民的失業、減薪和財富蒸發。香港既已進入一個非常時期，低下階層正急需扶危，沒有時間等候營商環境轉好所帶來的經濟上好處，取消遺產稅是一個良好的政策，但卻不合時宜，實施這項政策，只能待香港成功地擴闊了稅基和民生得到充分保障才可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