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財政預算案以「休養生息」為主題，發債二百億，年息最高五厘，另外將滅赤目標推遲四年，而財赤所造成的「」，會以變賣資產的方式來填補。
財爺唐英年標榜政府是要「藏富於民」，但實際上這樣的預算案是適得其反。政府發債二百億，年息五厘，市民即使認購，亦只不過是比把錢放在銀行收息為好，買政府債券等於存款在銀行，市民不會富起來。
然而，發債方案對銀行財政極之有利，原因是銀行水浸，客戶存款利息差不多等於零，銀行為免造成市民損失，不實行負利率，寧願由自己承擔損失，政府發債二百億，對銀行算是一個相當好的數目，保證有錢賺。所以說，發債對銀行有益，對市民沒多大益處。
政府發債為了進行基建，但卻弄不清搞甚麼基建，基建會否有錢賺，賺多少和甚麼時候才賺到。此外，基建會否變賣，變賣後又會賺到多少錢？
如果政府發債，是用來興建一些沒有金錢上直接回報的項目，這等於用公帑補貼私人經營者，亦是傷了市民的荷包。
財爺是生意人，但這份預算案沒有生意道理可言，甚麼自訂車牌，只屬「花招」，很快便會飽和，只會在首年賺些錢，因此只屬過眼雲。一句講晒，這份預算案沒有理財哲學可言。
香港政制爭拗愈來愈亂，由原先只限應否普選，發展至今日要就議員言行作「政治審查」。本來，香港早已問題多多：董建華失誤、財赤、問責官員無能、立法會對壘和一國兩制實行上的爭拗，如數家珍，不一而足。
九月立法會選舉，形勢變幻莫測，近日又有人說要為第三屆特首作醞釀。近日無休無止的愛國爭論，人大、政協委員、中央部級官員、中聯辦官員、港府官員、特首、政客和市民，七嘴八舌，政出多門，我們只感到紛亂，不知道誰在管治香港。
現在中央政府已決定成立「港澳研究所」，為的是要了解香港，希望以此扮演智囊角色。香港是個彈丸之地，有甚麼政經人物，一望而知，加上消息流通，言論自由開放，實在不明白研究所設立，是否真的有必要，與中央政府有親密接觸的人和團體，多如牛毛，就如在去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官商北往面聖，冠蓋滿京華，氣氛熱鬧得令人透不過氣。
中央不是沒有智囊，只不過智囊較喜歡說中央領導人聽得入耳的說話，例如一國兩制是以一國先行、要愛國愛港和擁護基本法等等，甚至是就反台獨公開表態，流於口號，實務則欠奉，就如近日的一片議論當中，完全忘記了政制檢討三人組的存在，看來，在政出多門的形勢下，這個三人組不成事的機會大於一切。
日前李柱銘等人返港，遭逾百市民在機場謾罵，用詞刻薄，「走狗」、「漢奸」和「賣國」至為常用，不敢相信在當今太平盛世之時，會出現這些中國被日本侵略佔領時期的用詞。如果出席一個聽證會，便等於通番賣國，那賣國行為實在很易出現。
過往李柱銘也曾出席這些聽證會，罵他的只不過局限於左派報章上的言論，不會像今時今日一般，變成了民間和有組織的抗議活動。
在九七年前「左派」或「親中」人士或政團，在政治上受到排斥，被視為「異己」，但自從九七改朝換代之後，被排斥的人走到台前，包括人大和政協委員的言論，也被搬到台前，人大常委曾憲梓，變成了這方面的言論紅人。
李柱銘認為，只是中央中層官員罵他，最高領導人沒有罵他。曾常委說：「哎呀！真係莫名其妙，你係乜人？要中央高層鬧你，真係荒謬，佢搞邊科？我鬧你已經尊敬囉！」原來在政治上，連「罵人」也有排位，也論資排輩，由曾常委出口罵李柱銘，原來已算「畀面」。由此可見，中國領導人的政治邏輯實在與香港人格格不入。
老實說，中央用這般的邏輯和手法來處理李柱銘等人今次的訪美之行，實在令人感到不寒而慄。
民建聯前黨魁曾鈺成日前估計，中央政府將會在短期內正式表明，不容許港人在二零零七年至零八年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普選特首和立法會。
愛國以至政改上的爭論，已發生多月，也是時候由中央正式表態。就普選進程，市民早已心中有數，問題是若零七至零八年沒有普選，甚麼時候才會有普選？從近日民主派陣營的言論分析所得，特別是商界的人士，對普選抱極懷疑的態度，認為普選對香港不利。
在香港，有錢的人特別着數，有錢又有權便更加着數，而有權之餘，若有後台，而後台是中央政府，則簡直是無往而不利。但在香港要擁有權力，選舉只是其中一個方法，有很多有權的人，是靠關係或靠攀附權貴得到的，政協和人大，甚至是立法會中的某些功能組別議席，便屬於這類。
即使靠選舉得到權力，若要取得「着數」，也要攀附中央政府，而選舉或參政只是一種手段，與其他不願臣服於中央政府的人或政黨抗衡。因此，若要成為政壇或經濟領域方面的「紅人」，有錢、有權，再加上「跟紅頂白」的姿勢，必定立於不敗之地，是當前的醒目仔。
以上遊戲上至官貴，下至蟻民，人人都可以參與，大則公開地在大是大非的事情上發言，小則可以「埋堆」助選派單張，大大小小「着數」，各得其所，極之吸引。
香港多年來的經濟疲弱，已成為中央對港政策的政治籌碼。中聯辦主任高祀仁表示，香港切勿浪費精力在沒完沒了的爭拗之中，讓機遇失諸交臂。所指的「機遇」，正是內地進一步放寬個人遊來港消費。
中央就香港政治狀況表態，明示沒有進一步開放的空間，所說的開放，是指特首和立法會的全面普選。中央不接受香港實行普選，是源於對制度的不信任，認為普遍不會選出愛國人士。
中央的政治表態，目的是為了要香港人「死心」，政制是動不得，至於甚麼時候才可以動，那就無從得知。在八三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之前，香港的立法機關和行政首長（即當時的港督），都是委任產生，當時只有區議會和市政局有民選議席，但也並非全面普選。
政治教科書都一致指出，英國管治香港，不能搞政制開放，因為「北方的朋友」不喜歡。所指的便是中國政府。因此，英國人管香港，避忌中國豈止三分，中國對香港的政治發展態度，可說是五十年從未變過，即香港不可以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因此，在官員的委任上，中央的意旨是唯我獨尊的，至於議員的民選成分，中央其實是不喜歡的，今日立法會存在直選議席的成分，不過是政治上的無奈妥協，即使有民選議席，亦要臣服於中央政府管治下，且要支持特首和他的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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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香港的政治學者一致地認為香港是一個非政治化的社會，在這生活的人，對政治冷感，只追求經濟上的成就和財富的積累。其實，嚴格來說，全世界的人都對政治冷感，對政治沒有參與的熱誠。
即使是幾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活動，也不到一半的選民出來投票。但「冷感」反而是正常的，市民忙碌，只要生活好，董建華或何厚鏵當特首，實在與他們何干。太平盛世的人，只會追求享受，怎會要求改變現狀？相反，時局動盪不安，官員腐敗，民不聊生，才有官逼民反，人心才會思變，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
香港的官員和他們的支持者，不自我反省，不承認自己失誤，置市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卻反指有人抱殖民地心態敵視中央，又指出市民被利用或被誤導，七一遊行和要求普選，是一小撮人愚弄公眾所致，這一小撮人，真的如此厲害嗎？
澳門同胞都稱讚何厚鏵的德政，是個好特首，甚至希望他可以繼續當第三任特首，反觀董建華則不少人想他下台。這個對比，毋須諸多分析，原因只不過是澳門好，香港不好。在回歸之前，澳門不也是個殖民地嗎？
董建華和他的幕僚治港失敗，是他們的錯，他們不但不承認，還將責任推到大家身上，這個政府，只可用「不負責任」來形容。
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繼院長鍾尚志和顧問醫生黎安義離職他去後，教授談兆麟亦宣布辭職，並接受一間跨國藥廠以高出幾倍的薪酬，於今年七月開始擔任該廠副總裁，在美國負責研發流感藥物。
去年沙士一役，將這些無名英雄推到台前，令市民大開眼界，也深感自豪。港大微生物學系更找出冠狀病毒是沙士病源所在，更令港人深感驕傲。
事隔未到一年，各調查將沙士事件的事實和盤托出，市民明白事件中的失誤，是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和前生署署長陳馮富珍一手造成，與這些專家學者無關。相反，他們卻受到官僚們的指摘、不信任，甚至排斥和不公平的對待，含冤莫白，不足為外人道。
專家學者們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對學問的研究探討，擇善固執，而這群病毒專家，更是醉心於學術、科學研究，對科學忠心，因此對官僚和僵化了的制度，採取鄙視的態度，是正常的。但官僚政客，卻醉心於權位、尊卑和主次，對他們來說，這是理所當然，但市民卻為此付出了慘痛的經歷和代價。
學而優則士，本應是知識分子的希望，可惜，當他們感到受困之時，便會尋找解困之道，這是香港官僚體制所造成的悲哀現象，也是香港的悲哀，官僚們，可否自我反省一下呢！
經過近月的連番討論，香港人開始比以前更了解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意向。總括而言，港人參與政制開放發展的空間實在不多。
近日民主派成為中方人士的箭靶，焦點集中在李柱銘和涂謹申等人赴美出席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小組的聽證會，是以左派人士正着意打擊民主派人士，以「反中」、「抗共」、「亂港」、「勾結外國勢力」、「向中央政府施壓」和「誤導港人」等，指摘民主派。
昔日，民主派人士被套以上述指摘，只限於極少數的中方圍內人士，包括徐四民、鄔維庸、曾憲梓及左派報章內的專欄文章，但近日傳媒卻紛紛向不同的人士追問對民主派的立場。結果，商人胡應湘和自由黨黨魁田北俊亦就事情表態。在愛國爭論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停止爭論。
政治立場上的取態，本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個普通市民如被問：你是否支持零七年普選特首？答案只有「是」、「否」或「無意見」。但令人深感不安的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發展的立場已有定案，底線已定，並可以視之為無轉彎的餘地。如此一來，市民的立場若與中央有異，會否被歸類為異己分子，後果如何，都不得而知。
民主派盼望的零七及零八年普選經已無望。在反對實施普選言論四出之前，是「愛國者治港」的爭論，一些市民誤以為，只要治港的人是「愛國者」，普選不成疑問，但如今如夢初醒，中央政府是不喜歡香港政制走向直選的。
普選即全民投票，全民投票即是一項「公投」機制，讓民眾直接地表達對某一項議題的意向，這項議題可以是行政長官的選舉，也可以是「宣布獨立」。中央政府面對台灣當前的政局，已感頭痛，實在不希望在台灣問題之外，再冒出一個香港問題。
開放政制的目的，旨在吸納民眾的參與，令他們可以經過合法而有效的機制，表達他們的意願。現代企業管治理論鼓勵老闆將辦事的責任交由下屬來負上，作用可令下屬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加添他的工作熱誠；其次是有錯便不能怪老闆。普選的精神和目的也是一樣。
市民過去幾年對問責官員和特首極度不滿，是很自然的，因為這些人並非由市民選出，而是由一小撮人來欽點出任，他們表現好，是理所當然，但若做錯事，市民則會大表不滿。假如特首是普選產生，市民只可以怨自己的眼光，唯一的補救便是在下一屆選舉中不投他的票。簡而言之，政制開放對當權者有緩和施政壓力的作用，不普選，恐怕民怨會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