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連忠律師議事論法網

以愛國者為主體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結束首次訪京之行，中央政府首次明確表態，香港政制發展應有利於鞏固和完善行政主導體制；應當明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最後，香港的政治體制應與香港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相適應。

上述的「三應」指引總括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的意見，總的而言，民選議員或立法會只能輔助行政機構。也就是說，不論甚麼派別操控了立法會的大多數，也不應以此來主導行政機關的決策。換句話說，中央政府是不想見到泛民主派人士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大張旗鼓、希望成功取得立法會的多數議席，從而左右政府的決策。

至於所謂以「愛國者為主體」，則帶有極度的主觀性，對是否屬於「愛國者」的判斷，當然是由中央話事。對中央政府而言，政改是朝政制更加開放進發，有利於泛民主派人士，中央對政改有所顧忌，是擔心泛民主派人士透過政改「奪權」，如果成功奪權的人是「愛國者」，中央必然拍爛手掌，但問題是泛民主派在中央政府眼中，肯定不是「愛國者」。泛民主派人士一日不「悔改」成為「愛國者」，政改也就遙遙無期。

最後是中央直轄香港，是防備香港變成一個所謂獨立的政治實體，即使沒有走向獨立，卻不聽命於中央，在政治上愈走愈遠。

港女性須自強不息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近月調查單身女性，發現七成受訪者是自願選擇過單身生活，當中有七成半人相信最後能覓得伴侶。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絕大多數人都應該找到自己的感情伴侶。單身無感情伴侶中，只有七成半相信自己最後能覓得伴侶，比例實在太低。

難找感情伴侶，是城市人的煩惱之一，生活壓力很大，伴侶的作用是令自己煩惱減少，甚至獲得幸福，但偏偏有太多失敗的例子，例如是第三者、不顧家和唔定性，男女的例子也有，以致最後分手或離婚收場。

感情生活的失敗例子多，令人對拍拖和結婚不予寄望或顧忌多多，結果普遍出現遲婚的現象。女性面對遲婚的壓力較男性大，因為女性的適婚年齡普遍地被認為比男性早，出現所謂「女子三十爛茶渣」和「男人三十一枝花」的極度歧視講法。

香港女性求偶遇上困難，亦拜近二十年香港男性在內地娶妻生子者眾所賜。港府數字顯示，前年便約有一萬七千多港人在內地娶妻結婚，但女性相對則極少。這種現象純源於「男尊女卑」，並且認為男人「搵老婆」是天經地義，「搵老公」則變得「醜怪」。要扭轉這種文化，女性必須自強不息，不應受困於世俗的眼光，因為追求終身伴侶，是人生的正常渴求，害怕遇到感情挫折而不敢探險，只會虛度光陰，硬說自己喜歡獨身生活，也容易變成自欺欺人。

如何吸納中產意見

特區政府政治低能，列出可吸納到諮詢組織的中產階級，應具備的四大要素：一是有閱讀和收藏書籍習慣，而且是分析性刊物，不可以是食療、湯水、美容等消閒書籍；二是有計畫將來，如有儲蓄習慣、關注子女教育；三是關心香港政治；最後必須自我認同是中產。

指特區政府政治低能，因為替人選訂下上述框框，只會自找麻煩，其一是貶低那些關心香港政治，卻沒有收藏和閱讀分析性刊物的人士。特區政府言下之意，是指這類中產人士不適合進入諮詢組織，而不適合的原因，很自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政治見識，不懂分析問題。

最後的一個要素，所謂自我認同是中產，則更加複雜。要自認是中產，必須要對香港社會具備一定的掌握，否則自認中產，可能是言過其實。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是否屬於中產，毋須自我認同，中產就是中產，你不自認也會被視為中產；若不是中產，自認亦無用。

讀過社會學的人都知道，中產是一個極之空洞的名詞。這個階層亦極之鬆散，他們基本上是各家自掃門前雪，沒有凝聚力可言。結果，政府如果將所謂中產吸納入諮詢架構中，所起的政治作用不大，因為中產人士不喜歡有任何的所謂代表或代言人。

要將中產意見吸納在施政之中，難度不高，政府的政策、施政方針，只要不是朝令夕改，便已足夠。

職業流動性大增

服務業是港人就業的主要工作所在，樓市興衰影響不少經濟活動，直接受影響的當然是地產代理，其次便是銀行按揭的從業員，其他專業人士亦包括律師、測量師和建築師等等，近月樓市興旺，也自然為這些行業帶來復甦景象。

特別是地產代理，眼見樓價節節上升，置業者和投資者心急如焚，害怕買貴樓，於是入市者眾，發展商加價，賣家則封盤。有見及此，各大代理連日來四處招兵買馬，開設分行。

地產市道轉好令不少行業受惠，市民有工開，搵錢機會大增。但搵工有一明顯現象，便是有經驗者和年輕的人大有數，兩者兼具則更加「煞食」。各行業從業員，受聘必須為公司賺錢，就以地產代理為例，情況最為現實，代理必須令買賣成交，才對公司有所貢獻，一個做不成交易的代理，很快便會被淘汰。

由於工作對個人的「銷售」和「賺錢」能力有所要求，促使職業的流動增加，這種現象甚至也出現在律師這個傳統行業之中。年資久的律師，若不是當老闆的話，也會有自己的客源，但賺到的律師費，卻不足以成為律師行的合夥人，這類律師流動性低。但一些生意較好，或能力較一般人出色的律師，則會較多地四處跳槽，而這些都是年輕的律師。但所謂「生意較好」或「能力較強」，只不過是比較而言，不一定代表他們便是能幹或出色。

非法掠奪個人資料和濫發電郵

非法掠奪個人資料

互聯網是一個原始森林，個人資料得不到適當的保護，會令詐騙事情增多，極端的資料詐騙辦法，是罪犯在網上發送一些難以追查發用人身份的電子郵件，附帶一些虛假信息，誘使收件人打開以zip、exe或scr作檔案延伸的文件，這些檔案實際上是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病毒，一旦打開，收件人的個人賬戶、密碼便會被自動傳送到郵件的發送人那裡。此外，還有不法商人透過搭線竊聽(wiretapping)、使用竊聽器竊聽(bugging)和擊破保案系統等方式非法取用網頁伺服器，從而非發掠奪寄存的個人資料，例如是信用咭賬戶資料。

針對這種盜取個人資料的犯罪行為，除加強電腦軟硬件的安全和保安之外，還必須教導用戶如果提高警覺，慎防個人資料被罪犯非法盜取。

濫發電子郵件(spamming)

濫發電郵是指未經收件人事先要求或同意而通過互聯網電訊系統發出大量電郵訊息。這類電郵訊息大多數是一些推銷貨品或服務的廣告宣傳品，由於往往令收件人感到厭惡，因而又叫垃圾郵件(junk mails)，形式亦包括新聞組(usenet newsgroup)的文章。現時，香港並沒有法例專門禁止濫發電郵的行為，特區政府管制濫發電郵，是透過互聯網商的自律。由於電郵用戶必須經過註冊手續，才可以取得自己的電郵戶口，從而發放電郵給其他人。因此，用戶必須受互聯網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簡稱ISP)或網站(如雅虎香港或新浪的免費電子郵箱服務)的使用條款或服務合約約束，當中含有禁止濫發電郵的條文，條文規範濫發電郵者被發現進行濫發電郵的行為，便會遭互聯網商的警告或甚至在無須事先通知的情況下被暫停或即時終止服務，條文的嚴厲程度按個別互聯網商而有所不同。

為了這項自律措施更具成效，香港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Hong Kong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Association)於2000年2月8日採納了一份名為「反濫發電郵」的實務守則，實務守則就防止濫發電郵提供四項措施：

1. 以合約條件方式禁止電郵用戶濫發電郵；

2. 透過電郵伺服器的設定，防止濫發電郵的行為，例如不應容許電郵伺服器轉送來自第三方的電郵；

3. 行政措施，須擬定關於處理濫發電郵的戶口，從而跟進有關的投訴和採取對付行動；

4. 由協會設立一個標記機制，告知網民那些團體遵守該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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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納社會人士參政為時已晚

七一和元旦的大遊行，表示香港人的參政意欲日益增強，但市民所期望的「參政」或所謂「還政於民」，實非一種實質的參與。歸根究柢，他們只不過是要特區政府聆聽和接受他們的訴求，不要說一些如「遊行像嘉年華」、「遊行只是反映少數人意見」這些令人感到不受尊重的說話。

因此，董建華在他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怎樣強化諮詢和法定組織，吸納各方面人士參與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只是捉錯用神的說話。在七一和元旦遊行的隊伍中，試問有誰可以被認為是遊行群眾的代表，即使是搞手民陣，也不能視為群眾的代表或代言人，如果要吸納這一大群人參與政策制訂，又從何埋手呢？答案是：不可能。

董建華誤以為在區議會委任一些無政黨背景的專業人士，便有功課可交，那是自欺欺人的。經過多次的集會和遊行，即使是運動的組織者，即所謂泛民主派，也不敢聲言自己便是群眾的代表或代言人。也就是說，上街的人是沒有代表的，政府即使將泛民主派人士納入決策機制之中，例如是行政會議，也不足以化解市民的不滿，更何況政府不會這樣做，所做的只是在諮詢架構中委任多一些社會人士，來充當政治上的花瓶。

對於政治上的危機，必須是防患於未然，即使董建華吸納更多社會人士參政的做法是對的，但面對當今的政治危機，實在為時已晚。

市民想被「尊重」

董建華的施政失誤，令政制改革搬上了日程，元旦的遊行已反映香港市民對現行政制的不滿，這種不滿並非完全理性，因為市民所要求的政改，是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全面直選，選舉是否會令民生更好，答案只屬中性。但民眾對政治現狀的不滿，卻是政治上的現實，要令局勢穩定下來，政改必須提上日程，若連討論也不進行，則民怨更深。

政改上的諮詢，必須是務實、有誠意和認真的。所謂民意不可侮，政改議題的政治敏感程度，不下於《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如果在過程中處理不善，下次遊行人數再創歷史新高，確實大有可能。

細看親政府人士近日的諸多言論，其對政改諮詢所抱誠意，實在令人懷疑。身為全國人大常委的曾憲梓，對元旦遊行人數有十萬之多抱有懷疑，指政府統計有三萬七千人，「若不相信政府，還可以信甚麼」？因為警方不計算中途加入遊行隊伍的人士，數字上是有差距的。市民其實無興趣在數字上進行爭論，他們只想自己的意見受到尊重。

可惜，反對普選的人，往往以港人心智未成熟作為理由，這便是不尊重，甚至是侮辱市民。這些侮辱遊行市民的說話，包括將元旦遊行形容為「嘉年華會」，參與者有爭取居港權的、有拿青天白日旗的、有講笑話的。如果當權者以此來貶低遊行的政治意義，只會自食其果，市民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只會更加怒氣沖天。

應制訂長遠失業政策

有調查顯示，青少年的失業問題較諸其他年齡組別的人嚴重，政府很早已有數字，當整體失業率是百分之七或八之時，青少年的失業率卻高於百分之二十五。

青少年失業會感覺到自己學無所用，甚至覺得自己是家人的負累。但年輕人大多有夢想和心願，遇到逆境，會找機會宣洩不滿，而他們亦知道，失業與自己和家人無關，很明顯，這是特區政府施政上的失誤。

因此，上述調查中，有九成受訪者贊成在零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及於零八年普選立法會議員。失業是現在面對的困難，如果普選是良方，則起碼要到零七或零八年後才見效，到時他們已經不再是青少年了。更何況，普選是否確實是靈丹妙藥，不得而知，如果普選可以解救失業問題，那事情便簡單得很。

青少年期望普選，是不滿和夢想的結合，同時亦可解釋為甚麼泛民主派次次號召市民上街遊行，都有不少年輕人響應。政府亦知青少年失業是頭痛問題，因此不斷地花錢維持展翅、毅進和青少年見習就業計畫等，變相「救濟」措施，亦同時間設置一些臨時職位，以解燃眉之急。

政府近年不斷推動和鼓勵企業以電子化來取替人手，一些業務，例如金融和物流確實有了成效，電子化令職位減少，造成更多人失業。

所以，如果政府不設定失業方案，只以現行方式處理青少年的失業，肯定會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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