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賤賣紅灣半島，發展商決定將整個已發展項目夷為平地，重新改建為豪宅，一個從未有人住過的屋苑，竟落得如此下場。如此社會、如此政府，實在令人嘩然。
紅灣半島事件始於香港樓市泡沫爆破，政府在地產商的壓力下，宣布停售居屋。被稱為超豪居屋的紅灣半島，亦因此遭凍結未能出售，參建發展商未能賣樓套現，於是與政府對簿公堂，政府最後決定將整個屋苑出售，以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卻落得賤賣非議，豈料一齣鬧劇未完，另一齣鬧劇又來。
紅灣半島發展商將一個建築上和環境上全無問題的新建成屋苑拆卸重建，所得罪名是破壞環境、浪費資源，但他們是商人，商人「唯利是圖」，天經地義，辦事總是以賺到最多錢為依歸，將物業翻新可賺約二十六億，但拆卸重建可賺約五十二億，足足一倍之多，更何況這是億位之數，不是十元八塊的數字。
很多人批評九七後的香港是「商人治港」，不是港人治港，商人可以就政制和特首人選話事，並由中央政府拍板，商人亦可以玩弄特區政府官僚於股掌之中，令政府被迫賤賣公共財產，新樓起好拆卸重建，仍可以賺大錢，政府財赤，官僚慷庫房之慨，益了商人，繼而向市民打主意，減經費，增稅收，簡直是離奇兼荒謬。
在八十年代，香港的政治學者一致地認為香港是一個非政治化的社會，在這生活的人，對政治冷感，只追求經濟上的成就和財富的積累。其實，嚴格來說，全世界的人都對政治冷感，對政治沒有參與的熱誠。
即使是幾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活動，也不到一半的選民出來投票。但「冷感」反而是正常的，市民忙碌，只要生活好，董建華或何厚鏵當特首，實在與他們何干。太平盛世的人，只會追求享受，怎會要求改變現狀？相反，時局動盪不安，官員腐敗，民不聊生，才有官逼民反，人心才會思變，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
香港的官員和他們的支持者，不自我反省，不承認自己失誤，置市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卻反指有人抱殖民地心態敵視中央，又指出市民被利用或被誤導，七一遊行和要求普選，是一小撮人愚弄公眾所致，這一小撮人，真的如此厲害嗎？
澳門同胞都稱讚何厚鏵的德政，是個好特首，甚至希望他可以繼續當第三任特首，反觀董建華則不少人想他下台。這個對比，毋須諸多分析，原因只不過是澳門好，香港不好。在回歸之前，澳門不也是個殖民地嗎？
董建華和他的幕僚治港失敗，是他們的錯，他們不但不承認，還將責任推到大家身上，這個政府，只可用「不負責任」來形容。
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繼院長鍾尚志和顧問醫生黎安義離職他去後，教授談兆麟亦宣布辭職，並接受一間跨國藥廠以高出幾倍的薪酬，於今年七月開始擔任該廠副總裁，在美國負責研發流感藥物。
去年沙士一役，將這些無名英雄推到台前，令市民大開眼界，也深感自豪。港大微生物學系更找出冠狀病毒是沙士病源所在，更令港人深感驕傲。
事隔未到一年，各調查將沙士事件的事實和盤托出，市民明白事件中的失誤，是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和前生署署長陳馮富珍一手造成，與這些專家學者無關。相反，他們卻受到官僚們的指摘、不信任，甚至排斥和不公平的對待，含冤莫白，不足為外人道。
專家學者們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對學問的研究探討，擇善固執，而這群病毒專家，更是醉心於學術、科學研究，對科學忠心，因此對官僚和僵化了的制度，採取鄙視的態度，是正常的。但官僚政客，卻醉心於權位、尊卑和主次，對他們來說，這是理所當然，但市民卻為此付出了慘痛的經歷和代價。
學而優則士，本應是知識分子的希望，可惜，當他們感到受困之時，便會尋找解困之道，這是香港官僚體制所造成的悲哀現象，也是香港的悲哀，官僚們，可否自我反省一下呢！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結束首次訪京之行，中央政府首次明確表態，香港政制發展應有利於鞏固和完善行政主導體制；應當明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最後，香港的政治體制應與香港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相適應。
上述的「三應」指引總括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的意見，總的而言，民選議員或立法會只能輔助行政機構。也就是說，不論甚麼派別操控了立法會的大多數，也不應以此來主導行政機關的決策。換句話說，中央政府是不想見到泛民主派人士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大張旗鼓、希望成功取得立法會的多數議席，從而左右政府的決策。
至於所謂以「愛國者為主體」，則帶有極度的主觀性，對是否屬於「愛國者」的判斷，當然是由中央話事。對中央政府而言，政改是朝政制更加開放進發，有利於泛民主派人士，中央對政改有所顧忌，是擔心泛民主派人士透過政改「奪權」，如果成功奪權的人是「愛國者」，中央必然拍爛手掌，但問題是泛民主派在中央政府眼中，肯定不是「愛國者」。泛民主派人士一日不「悔改」成為「愛國者」，政改也就遙遙無期。
最後是中央直轄香港，是防備香港變成一個所謂獨立的政治實體，即使沒有走向獨立，卻不聽命於中央，在政治上愈走愈遠。
特區政府政治低能，列出可吸納到諮詢組織的中產階級，應具備的四大要素：一是有閱讀和收藏書籍習慣，而且是分析性刊物，不可以是食療、湯水、美容等消閒書籍；二是有計畫將來，如有儲蓄習慣、關注子女教育；三是關心香港政治；最後必須自我認同是中產。
指特區政府政治低能，因為替人選訂下上述框框，只會自找麻煩，其一是貶低那些關心香港政治，卻沒有收藏和閱讀分析性刊物的人士。特區政府言下之意，是指這類中產人士不適合進入諮詢組織，而不適合的原因，很自然是因為他們沒有政治見識，不懂分析問題。
最後的一個要素，所謂自我認同是中產，則更加複雜。要自認是中產，必須要對香港社會具備一定的掌握，否則自認中產，可能是言過其實。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是否屬於中產，毋須自我認同，中產就是中產，你不自認也會被視為中產；若不是中產，自認亦無用。
讀過社會學的人都知道，中產是一個極之空洞的名詞。這個階層亦極之鬆散，他們基本上是各家自掃門前雪，沒有凝聚力可言。結果，政府如果將所謂中產吸納入諮詢架構中，所起的政治作用不大，因為中產人士不喜歡有任何的所謂代表或代言人。
要將中產意見吸納在施政之中，難度不高，政府的政策、施政方針，只要不是朝令夕改，便已足夠。
七一和元旦的大遊行，表示香港人的參政意欲日益增強，但市民所期望的「參政」或所謂「還政於民」，實非一種實質的參與。歸根究柢，他們只不過是要特區政府聆聽和接受他們的訴求，不要說一些如「遊行像嘉年華」、「遊行只是反映少數人意見」這些令人感到不受尊重的說話。
因此，董建華在他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怎樣強化諮詢和法定組織，吸納各方面人士參與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只是捉錯用神的說話。在七一和元旦遊行的隊伍中，試問有誰可以被認為是遊行群眾的代表，即使是搞手民陣，也不能視為群眾的代表或代言人，如果要吸納這一大群人參與政策制訂，又從何埋手呢？答案是：不可能。
董建華誤以為在區議會委任一些無政黨背景的專業人士，便有功課可交，那是自欺欺人的。經過多次的集會和遊行，即使是運動的組織者，即所謂泛民主派，也不敢聲言自己便是群眾的代表或代言人。也就是說，上街的人是沒有代表的，政府即使將泛民主派人士納入決策機制之中，例如是行政會議，也不足以化解市民的不滿，更何況政府不會這樣做，所做的只是在諮詢架構中委任多一些社會人士，來充當政治上的花瓶。
對於政治上的危機，必須是防患於未然，即使董建華吸納更多社會人士參政的做法是對的，但面對當今的政治危機，實在為時已晚。
